Wenxi Zhang

尊敬的熊德龙先生: 值此癸卯年春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家乡广东的父老乡亲，向您并通过您向广大粤籍海外侨胞致以新春佳节的诚垫问候和美好祝福! 回望过去的一年，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迎来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东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有力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经济发展稳中提质，国家战略深入实施，科技产业动能释放，城乡区域更趋协调，群众生活有效保障。您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杰出代表，事业成就非凡，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深孚众望，深受敬仰! 您和广大海外侨胞在世界各地大力弘扬岭南文化，推动各国与广东友好交往、文明互鉴，努力构建连心桥，为广东实现“双统筹”“双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对此我们心怀敬意，心存感激。 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家乡人民始终与广大粤籍海外侨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个春天，祖国将进一步优化入境人员疫情防控措施，方便广大侨胞有序往来。我们也将一如既往急侨之所急、想侨之所想，全心全意为广大侨胞服务。让我们一起传承爱国爱乡传统，凝聚侨心侨力，共同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 金虎翘首去，玉兔迎春来。祝您春节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2023年1月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18号在苏黎世同美国财长耶伦举行了约三小时会谈，两国政府财政及商务部门高级别官员陪同出席。刘鹤在会谈后接受凤凰卫视记者曹劼的独家专访，表示这次与美方会谈气氛融洽，成果积极，涉及议题广泛。他希望这次瑞士之行让全球市场看到，中国在经历了疫情之后又回来了，并会加强与世界的合作。   凤凰卫视记者： 刘副总理好，非常高兴能够在瑞士专访您。外界非常关注您此次瑞士之行，尤其是同美国财长耶伦的会谈。今天会谈时间有点超时，且双方是面对面地进一步交谈。双方都谈及了哪些议题？是否如外界所关注的，聚焦于中美经贸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争执？是否涉及关税、中概股企业在未来国际市场的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您觉得接下来中美双方之间是否有进一步对话的必要？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 你的问题提得很好。首先，这次会谈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从9点半开始一直谈到12点多。由于他们马上要上飞机，所以不得不停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会谈得更长。整个谈话我认为是非常专业的，非常坦诚的，非常深入的。可以说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对目前的现状，以及下一步双方如何加强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根本的目的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达成的重要共识。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儿，我们都讨论了。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双方的合作，比如说在气候变化领域、金融、能源、粮食安全、减债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也都表达了各自的核心关切。   凤凰卫视记者： 刘副总理，这次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第一次安排政府高官出席这样的国际活动。跟访您行程期间，我注意到您一下飞机就面带笑容，与不同政要、各国新老朋友会面。但今年论坛的气氛，愿意面带笑容的人似乎幷不多，大家对今年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认为现在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您如何看待当今分裂的格局，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大家都在寻求加强合作，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加强合作有哪些可行性和必要性？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 首先我想说，今年这个论坛是疫情以来，来的人最多的，就是各国的政要、学者、商业领袖，大家都抱着非常高的期盼。因为世界发生了很多问题，最近三年以来，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加强合作，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那么中国代表团来也受到了大家的高度关注。这次中国政府派代表团来，最主要的是介绍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发展政策，包括（对）过去一年怎么看，（对）未来、明年发展怎么看，包括我们怎么推进进一步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怎么推动改革开放，怎么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怎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怎么深化对风险的防控等等。另外，各界对中国疫情政策的改变也高度关注，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的方案也都高度关注。我们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介绍了以后，感觉大家对中国的理解在加深，所以各方面都说，“中国又回来了”。   凤凰卫视记者： 您在论坛期间提及，希望三月之后全面放开，迎接更多四面八方的访客、投资者来到中国，大家都非常期待，您对此是不是也更有信心？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 对，从总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希望外国朋友多到中国来，我们也欢迎更多外商到中国投资。我们也会全面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我本人对此是抱着乐观态度的。   （凤凰卫视供稿）

本报讯：据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消息，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1月17日，随着最后一根500米长钢轨顺利下线，雅万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将根据现场铺轨需要及时运输供应，为2月中旬完成全线轨道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雅万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铺轨任务由国铁集团所属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牵头的中方施工联合体负责，正线铺轨总长279.4公里，动车走行线、到发线铺轨12.6公里，使用长钢轨共计292铺轨公里、1168根。这些钢轨均由中国进口的50米钢轨焊接而成。中方施工联合体首次应用中国国产除锈机、焊机、热处理机、数字探伤仪等成套长钢轨焊接装备，在德卡鲁尔动车所建设了中国高铁首个海外焊轨基地。 据介绍，德卡鲁尔焊轨基地生产线全部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并结合印尼高温高湿等实际情况，对装备和工艺布局进行创新，有效保证了焊接接头的生产质量和效率，同时大幅缩短了生产周期，促进了雅万高铁施工生产顺利推进，同时助力中国钢轨焊接技术、装备和标准走向世界。 据悉，500米长钢轨焊接要经过15道工序，其中多个重要岗位的工作均由中国和印尼籍员工共同完成。通过中国工程师系统的“传帮带”，印尼籍员工已能很好地胜任各自岗位的工作，成为项目建设的生力军。 在中印尼两国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雅万高铁德卡鲁尔焊轨基地自2021年4月8日实现500米长轨首焊以来，历时22个月，完成焊接接头10600个，共计292铺轨公里。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全长142.3公里，最高运营速度350公里，于2018年6月全面开工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雅加达到万隆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将极大改善当地交通状况、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深化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球网报道】岛内亲绿媒体18日报道称，有军事迷在海外网站发现有人兜售台湾的情报机构机密文件后，今天(18日)凌晨该网站公布更多台湾内部文件，此次疑似是台军情驻外单位与所谓“友邦”人员往来餐叙、情报搜集整理的定期汇报等资料，黑客开出10G资料要价15万美元，并称首批资料已售出。报道称，台法务部门“调查局”先前虽宣称掌握有关资讯，但仍未公布相关侦办细节。 据《自由时报》18日报道，有军事迷16日在外网发现有人兜售台湾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兜售文件中针对人员家庭背景描述完整，资料10G要价15万美元，更宣称“有足够的钱，可以提供更多”。 报道称，该网站18日凌晨披露的资料包括军情工作的单据，以及类似情报人员每周汇报的表格，甚至有搜集整理“友邦”军事演习动态的规划细节。 报道还引述发现此事的资深军事迷马兰(化名)的话称，这个网站明显注意到台湾已经报道此事，刻意在18日公布更多信息。 此前，岛内不断传出民众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售卖或被公开的消息。 去年10月，台媒曾曝光有人在海外论坛上兜售20万台湾民众户政资料，包括人口记录、兵役记录、教育记录、家庭住址等详细个人情况，并宣称手中握有全台2300万民众的个人信息，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发帖人还备注称，所有资料全部来源于台当局政务部门户政官网。台湾“时代力量”“立委”王婉谕、邱显智去年12月9日曾举行记者会，称台行政机构至今未有积极作为，要求尽速展开调查。 就在本月14日，中时新闻网等台媒又曝光，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疑似被黑客攻击，旅客资料被发布到网上，黑客甚至公布政商高层、民意代表、知名艺人的个人资料，其中包括民进党领导人赖清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交通部门负责人王国材、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以及艺人林志玲、徐若瑄等。

［摘要］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后，曾被当地统治者作为动员民众捍卫民族利益、抗拒殖民侵略的旗帜。印尼群岛幅员辽阔，传统信仰各异，独立前未形成伊斯兰教统一国家。印度尼西亚拥有2亿以上伊斯兰教徒，是迄今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大多数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温和派。21世纪最初20年间，在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影响和渗透下，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从泛滥到逐渐衰退的过程。随着伊斯兰温和派力量的壮大，印度尼西亚国家政治正在回归民族主义即“潘查西拉”的轨道。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主义；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潘查西拉；   自2019年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中获胜连任后，第二个任期已经过半。有关佐科继任者的种种猜测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些反对派预料佐科将推动修改宪法以寻求第三个任期，并正在扶植他的子女为接班人，甚至认为他正在构建所谓佐科王朝。也有人认为，在上届大选中失败的退役将领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将在下届大选中卷土重来并夺得胜利。但是，在下次大选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政局还存在诸多变数，上述种种猜测也没有足够的论据，因此未来大选结果还难以预料。 其实，在观察印度尼西亚政治的发展时，人们更关注的问题是，在下届总统大选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是否还可能如以往那样呼风唤雨，继续成为左右政局的力量？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思潮究竟将进一步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重新回归传统民族主义？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都充分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当今印度尼西亚公众生活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正在衰退，社会主流思潮正再次向传统民族主义回归。这就是说，佐科的继任者将继续以“潘查西拉”(Pancasila)民族主义思想作为凝聚全民的精神支柱，以捍卫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以维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宗教信仰为执政理念和奋斗目标。社会政治思潮的这一变化无疑将对印度尼西亚国家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与印度尼西亚早期民族独立运动   印度尼西亚拥有2.7亿多人口，其中80%以上是穆斯林，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然而，这一称号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实际上，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与它的庞大穆斯林人口并不相称，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力甚至不如中东某些小国。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现实政治中所起作用的夸大说法，往往会误导人们的认识和判断。 伊斯兰教大约在13世纪末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由于东南亚各地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有别，传统文化习俗各异，伊斯兰教对不同民族或种族的影响存在许多差异。印度尼西亚习惯被称为“千岛之国”，实际上拥有17000多个岛屿，居住着许多不同的种族，拥有多种文化习俗及宗教传统。伊斯兰教从苏门答腊岛开始传入爪哇岛时 ，其信奉者主要是沿海地区的马来族商人。关于伊斯兰教如何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详细过程，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记载，至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我们可以暂且撇开不谈。 可以肯定的是，当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岛内地并为一些王国君主逐渐接纳后，这一外来的宗教并没有如人们想象那么容易在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思想中扎根。这是因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内已先后建立室利佛逝（Sriwijaya）、满者伯夷(Majapahit)等印度教佛教王国。虽然学术界对印度尼西亚群岛是否经历过所谓印度化时期还存在争议，这些印度教佛教王国后来也被新兴的伊斯兰教国家所取代，但印度教和佛教的习俗在当地仍具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还保留着多种原始宗教习俗。因此可以说，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并没有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宗教信仰。 有些学者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可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严格遵行伊斯兰教的各种教规，通常被称为桑特里（santri），意为虔诚的穆斯林。另一部分人则并未严格遵行伊斯兰教的教规，或一方面信奉伊斯兰教，一方面仍保留某些原始宗教习俗，他们被虔诚的穆斯林称为阿邦安“abangan”。在虔诚的穆斯林眼中，阿邦安的称呼可能含有贬义，但在农村地区，阿邦安的人数并不少。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对信众的这种区分法未必普遍适用，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信众也似乎没有人自称为“阿邦安”，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伊斯兰温和派”。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这一特点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演变。 17世纪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步建立殖民统治后，各地大小王国的统治者曾以伊斯兰教作为发动民众抗击荷兰殖民侵略的精神武器。约1586年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内建立的最大伊斯兰教王国被称为后马塔兰(Mataram)王国，以区别于早期信奉印度教的马塔兰王国。后马塔兰王国同荷兰殖民者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直到1755年分裂为苏拉卡尔塔（Surakarta）王国［或称梭罗(Solo)王国］和日惹卡尔塔(Yogyakarta)王国。其后，这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及其他一些小王国仍继续以捍卫本民族的宗教习俗为号召，抗击荷兰的殖民侵略。 尽管如此，宗教信仰的差异和矛盾绝不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那些伊斯兰教国家对抗西方殖民者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或其后的荷兰殖民者，他们同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伊斯兰教王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宗教战争，殖民主义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掠夺印度尼西亚富饶的物产资源，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伊斯兰教王国的统治者及其臣民的反抗斗争，也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而决不是出于彼此的宗教信仰差异。正因为这样，荷兰殖民者对那些被他们征服地区的王国君民遵奉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信仰并未实施干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伊斯兰教也始终没有能够传播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临近爪哇岛的巴厘（Bali）岛居民至今仍没有被伊斯兰化而保留印度教信仰，在距离爪哇岛更远的安汶（Ambon）岛等地，当地居民甚至完全皈依基督教，而没有接受伊斯兰教。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Dayak）族也信奉基督教。这说明，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传播，并没有能够完全排斥基督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力，更没有能够完全取代当地古老的神秘主义宗教习俗。 20世纪初以前，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影响力主要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内，而且主要局限于一些王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内。16世纪中叶，当葡萄牙殖民者在对马来半岛信奉伊斯兰教的柔佛（Johor）和苏门答腊岛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亚齐(Aceh)两国的殖民侵略活动中，柔佛和亚齐两国从未能真正联合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却一直在为扩大和巩固各自的势力而陷于长期的争斗。这场战争从1539年亚齐进攻柔佛的附属国阿鲁（Aru）开始，亚齐与柔佛两国断断续续交战百年。其中因有葡萄牙殖民者的参与而被称为“三角战争”，但实际上从未形成等边的“三角”，而是柔佛和亚齐为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不断分别求助于葡萄牙，其结果也只能是葡萄牙殖民者利用柔佛和亚齐两国的矛盾而最终占领马六甲，进一步扩大了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 在荷兰殖民者最终全面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建立荷属东印度殖民地之前，在这个广袤土地上从未形成诸如暹罗、安南、缅甸等统一的民族国家。一方面，这可能与印度尼西亚群岛分布较广，经济交往较少有关，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长达数百年的传播过程中，并未成为促进形成印度尼西亚统一民族（或称国族）国家的精神支柱，更不可能建立类似中东地区那样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 20世纪初，在“亚洲之觉醒”思潮的推动下，印度尼西亚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爪哇人知识分子于1908年5月20日在中爪哇日惹（Yogyakarta）市宣布成立一个团体，称为至善社（Budi Utomo）。从它的章程来看，至善社的宗旨并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它的要求只限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和保护爪哇人的传统风俗。同年8月29日，至善社又发表修订后的章程。新章程不再使用荷兰文而改用印度尼西亚文，但并没有多少新内容，只是为避免荷兰殖民地当局的反对而用语显得更加温和。不过，新章程的文字改用印度尼西亚文，至少反映了爪哇人民族意识的增强。到1909年底，至善社的成员增加到大约1万人。 1911年，中爪哇梭罗市的爪哇人花裙商在萨曼胡迪（Samanhudi）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行业组织，称为伊斯兰商业联盟。它以伊斯兰教为名，目的是团结当地爪哇人穆斯林花裙商，增强他们与当地华人花裙商竞争中的优势，维护当地爪哇人花裙商的利益。可以说，它只是一个商业性组织。早在1909年，爪哇贵族子弟蒂尔托阿迪苏里约（Raden Mas Tirtoadisuryo）就曾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立称为伊斯兰商业联盟的团体，并于1911年在西爪哇茂物市成立了一个同名的组织。1912年，这三个伊斯兰商业联盟同意合并，并改称伊斯兰联盟，共推著名的爪哇贵族知识分子佐克罗阿米诺托（Tjokroaminoto）为联盟的主席。从伊斯兰商业联盟转变为伊斯兰联盟，表明领导人希望将联盟从一个伊斯兰商业团体发展为一个伊斯兰政治组织。然而，这一转变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此后，联盟成员虽增多，但伊斯兰教并未能增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凝聚力，却因为各种新的政治思潮——包括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导致联盟的分裂，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 以上事实说明，在推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中，伊斯兰教虽经常被用作号召群众的旗帜，但并没有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主流思潮，也没有能够左右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方向和运动的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苏联的成立对东方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当然也不例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1926年抗荷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印尼共早期的领导人慕梭（Musso）、阿利敏(Alimin)等人被迫流亡苏联多年。关于这次起义的评价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印尼的传播和印尼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给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说明伊斯兰教对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影响力的减弱。 印尼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一些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在苏加诺（Sukarno）等人领导下，于1927年7月4日在万隆市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 第二年改称印度尼西亚民族党（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旧译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这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政党，尽管它的政治诉求还只是通过推动民族工商业和发展民族教育来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因此，荷兰殖民地当局在1929年以该党图谋发动叛乱为名，逮捕了苏加诺等领导人。几经庭审之后，最终于1931年判决将苏加诺等流放荒岛多年，该党也被迫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并没有以伊斯兰教作为发动群众和团结群众的精神力量，党的主要领导人苏加诺等都是伊斯兰温和派，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从建党到被荷兰殖民地当局取缔，再到二战后重建，它始终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政党。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一代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化。1926年，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青年学生组织的代表举行了第一届青年大会，号召青年一代加强团结，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的权益而奋斗。1928年10月27-28日，他们在雅加达召开了第二届青年大会，并通过了被称为《青年誓言》的决议。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都比第一次大会具有更重大历史意义。首先，第二届青年大会首次提出“一个祖国，即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一种语言，即印度尼西亚语”的概念，首次完整和明确地表达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思想。其次，这次会议及其决议没有用伊斯兰教作为号召和团结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共同信仰，而是以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团结为共同的政治理想。出席大会的青年组织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代表了不同种族集团和不同宗教团体，这些青年组织包括“青年苏门答腊”，“青年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青年伊斯兰教徒”，“青年安汶”以及一些学生团体等。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伊斯兰教徒”只是参加大会的青年组织之一，而安汶地区则是基督教徒聚居区。后来的研究又发现，出席这次大会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是非穆斯林华人。青年大会不是政党组织，但它的诉求无疑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共和国政治   苏加诺建立的民族党开创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新时代。苏加诺及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哈达(Mohammad Hatta)、沙里尔(Sutan Sjahrir)等均遭荷兰殖民地当局逮捕流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印度尼西亚前夕，荷兰殖民地当局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及抵御日军进攻的需要，将哈达和沙里尔释放，并支持他们建立抗日组织。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后，苏加诺也获得释放。这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先驱在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和创建共和国的斗争中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另一方面，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为拉拢收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上层领导人，于1943年拼凑了一个称为“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教大会”的伊斯兰教政党，印尼文简称为马斯友美（Masyumi）党。该党团体成员包括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atul Ulama）和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两大穆斯林组织，以及某些伊斯兰极端派著名领导人。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中首次提出建国五项原则，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指导思想，称为“潘查西拉”(Pancasila),获得与会者赞同。“潘查西拉”五项原则的内容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民主或协商制；社会繁荣或社会公正；信仰神道。这五项原则后来被纳入印度尼西亚宪法，顺序略有变化，内容则没有更改。 “潘查西拉”确认印度尼西亚公民必须“信仰神道”，但并没有规定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实际上承认多元宗教的合法性。其后，苏加诺等民族主义领导人为在政治上争取获得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的支持而接纳了他们提出的“雅加达宪章”，内容包括规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须以伊斯兰教法为准则”等，但没有接受将伊斯兰教定为印度尼西亚国教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仍奉行“潘查西拉”为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后来进一步确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孔教）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宗教。这说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极端派主张的政教合一神权国家。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经历了5年的艰苦抗荷独立战争，终于迫使荷兰政府同意签署海牙圆桌会议协定，放弃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并最终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移交主权。 马斯友美党为了与当年日军占领当局切断瓜葛，于1945年11月7日宣布重建，仍沿用旧名。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马斯友美党在荷兰及英、美殖民者的支持下，在农村的影响力有所扩大。1950年在印度尼西亚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中，马斯友美党获得49席，民族党获得36席，马斯友美党成为第一大党，并与另一个右翼政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 ） 合作组成联合内阁，马斯友美党领导人纳席尔（Natsir）担任总理。然而，由于马斯友美党人公开成立“伊斯兰教国”和“伊斯兰教军”，在西爪哇等地发动武装叛乱，纳席尔在舆论压力下于1951年3月辞职。4月，马斯友美党改与民族党合作组阁，由马斯友美党另一领导人苏基曼（Sukiman）任总理。但是这届联合内阁的寿命也仅有一年。1952年4月，马斯友美党再次与民族党组建联合内阁，由民族党领导人韦洛坡（Wilopo）任总理。一年后，两党因政见分歧无法继续合作而分手。1953年7月，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在一些小党支持下成立了以阿里· 萨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为总理的新内阁，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均未入阁。这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派在共和国建立伊始的国家领导权争夺中以失败告终的时期。 从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开始，印度尼西亚政治回到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路线，反映了代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潮的马斯友美党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走向衰退，该党离开了印度尼西亚政权的核心，只能继续在农村地区不断发动武装叛乱活动。1952年5月，原来作为马斯友美党重要成员的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宣布脱离马斯友美党。此后，伊联逐 步发展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团体，它与其他穆斯林组织分分合合，一直同世俗民族主义政党合作，在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温和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5年，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得到选民的热烈拥护，投票率达87.65%。马斯友美党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农村穆斯林的支持下，在新国会中仍占有57个席位，并力图与民族党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等组成联合内阁，但终究因立场不同而失败。接着，马斯友美党一方面继续发动和支持苏门答腊等地的反政府武装叛乱，一方面又加入民族党人领导的第二届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政局动荡、危及国家安全的形势下，苏加诺总统于1957年3月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同时将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结束政党政治，由几个大党组成总统领导下的“互助合作内阁”。因为组阁方案未能实现，苏加诺又改而组建由无党派人士朱安达（Djuanda）为总理的工作内阁，直接向总统负责。苏加诺将这一新体制称为“有领导的民主”。这一变革立即遭到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强烈反对。 如果将苏加诺自1945年建国开始到1965年“930事件”后被苏哈托推翻的20年统治分为两个阶段的话，“有领导民主”体制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史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相互争夺，此消彼长。1960年8月，马斯友美党终于被中央政府下令取缔。此后直到20世纪末，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似乎丧失了影响力。 …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历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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