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4, 2021

穆尔多科否认 ICW 的指控
其女儿与伊维菌素生产商并无业务关系

        (本报讯)总统府办公厅主任穆尔多科否认了印尼腐败观察(ICW)提出的关于他与伊维菌素(Ivermax12)生产商哈尔森公司(PT Harsen Laboratories)之间有关系的信息。         总统府办公厅的新闻稿周五(23/7)引述穆尔多科说,ICW 发出的信息具有误导性,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         穆尔多科还否认了ICW指控的所谓他的小女儿Joanina涉嫌与哈尔森公司有密切关系的错误信息。他解释说,ICW宣称Joanina与 Sofia Koswara有业务关系,事实上是Sofia在帮助哈尔森公司向公众推介伊维菌素。ICW 还指责 Sofia 与印尼农共济会(HKTI)合作进口大米。         穆尔多科强调说,我的女儿Joanina和哈尔森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合作关系,ICW的指控玷污了我作为HKTI主席的荣誉。         穆尔多科还强调,ICW 指控Joanina是总统府办公厅专家的信息是错误的。因为之前他已经解释过,我在2020年的头三个月叫Joanina向总统府办公厅的专家学习,她只实习了三个月。         基于上述指控,穆尔多科正在考虑对ICW采取法律行动。         据报道,ICW在过去一个月进行了一项简短的研究,以了解哈尔森公司与印尼一些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ICW研究员Egi Primayoga表示,有人指控哈尔森公司与总统办公厅主任穆尔多科有关系。         Egi周四(22/7)在ICW的视频讨论会中说,我要说明一下,Sofia Koswara的名字确实没有出现在哈尔森公司的契约中,但各种消息来源说,她是哈尔森公司的副总裁,在与各方建立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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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风蕉雨:政府救济款发放不畅

本报评论员:余凡 由于国内疫情于6月份节节攀升,经过专家组的反复研究、讨论后。总统于6月底宣布,决定自7月3日至20日在爪哇岛及巴厘岛各城市实行“民众活动紧急限制令”(PPKM)。此举是为了抑制新冠肺炎(Covid-19)再度爆发,并应对“德尔塔”(Delta) 变异病毒的快速蔓延。“PPKM紧急法令将严格限制民众在各种情况下的活动范围。”限制令将重点针对爪哇岛及巴厘被卫生部门评估为4级的48个县市,以及评估列为3级的74个县市。 限制令期间,在政府及治安单位的努力下,大多数民众都能遵守规定。但仍有一些反智、反科学的民众对疫苗及防疫措施怀有疑虑,加上几个居心叵测的政客、公知不断发表煽动性的言论,抹黑总统。看到被掀起的反政府浪潮,听到草根阶层在限制令下的谋生困境,很多评论都建议总统别再延长限制令,让民众稍缓一口气,不被谣言所蛊惑。 总统倾听民间诉求,在疫情仍未好转的现实情况下,权衡局势后于7月20日神色凝重地宣布:“紧急限制令”延长至7月25日止。不过,疫情稍轻的县市可以得到较大的活动空间,最重要的是,对“中小微企业”(UMKM)放宽限制,并尽快派发救助资金。 雅加达特区“原居民经营者协会”(HIPPI)沙尔曼(Sarman Simanjorang)称,政府应加快实施对“中小微企业”在限制令期间的援助,尤其是“小微企业”(UKM)恐怕很难坚持到7月下旬。“因此十分希望政府对受限制令影响的民众给予刺激性现金救助,让小微企业们能渡过难关。”其中能够尽快分发的应该是“小微企业救助金”(BPUM及 BLT UMKM),政府已为今年第三季度拨款3,6兆(triliun)印尼盾,可以惠及120万小企业。 目前,小微企业面对重重困难,艰辛度日。“小微企业数目甚多,且对普通家庭及草根阶层的经济周转有贡献。希望‘资金补助’能准时下放到合格的救助对象。” 沙尔曼认为,政府已经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让他们可以继续营业。“这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温暖的和风,他们无需为运营资金大伤脑筋了。”“祈愿社会民众遵守防疫规则及紧急限制令,以积极参与及奉公守法的互助精神,让这场风暴尽快过去。” 《罗盘网》于21日报道,财政部长慕丽雅妮(Sri Mulyani Indrawati)在国家收支预算(APBN)会议后在记者会上重申,地方政府分发救助金的行动十分缓慢。“乡村救助”(BLT Desa)总额28,8兆印尼盾,估计每位村民在一年内每个月能收到30万印尼盾的救助款。“已经分发的已有520万个家庭,其实,该笔救助款可以分发给800万个志愿者。” 部长表明,每个村庄实现分发的救助金高低不一,在163个县市的救助发送只达98,3亿盾,而救助款已筹备11,5兆盾,实际分发的只有上限的8,2%。“而在163县市中已获得救助金的仅有25547个村庄。”至今年7月,只有21个县市的2873个村庄,其“乡村救助”的发放率超过50%,从1,2兆的指标,已发放7176亿印尼盾,让人欣慰。 在达标的这21个县市中,中爪哇省有3个县市上榜,巴厘省有3个县市,南苏(Sulsel)有2个,东爪哇省1个,苏南(Sumsel)1个,西加省(Kalbar)有1个,东努省(NTT)及西努省(NTB)各1个,连交通落后的巴布亚密米卡(Mimika)县也能顺利达标;反观接近中央、设施齐全的雅加达特区、西爪哇及万登省却无一上榜,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诸县市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可见地方政府在安排救助款分发及名单查核的工作效率起到关键作用。 “别忘了,如今已是7月份,救助款应该已分发至50%以上。然而仅有21县市能够按照指标分发达59,7%。”另外有99个县市达到分发指标的37,3%;有105个县市达到分发指标的21,7%。“我们正与内政部及乡村部(Kemendes)继续推动救助款能尽快分发。” 《罗盘网》报道,社会救助的每户60万盾“现款救济”(BLT)将于7月份重新对1000万受惠者发放,详细名单可以在社会部的公开网站cekbansos.kemensos.go.id.查阅,受助者都是遭到新冠疫情冲击,甚至连每日基本需求都成问题的真正贫困的家庭。 中央政府经过社会部已向需要救助的贫困民众设置了“希望家庭”(PKH)、“粮食救助”(Sembako)、“现款救助”(BST)及其他形式的扶助政策。5月及6月的“现款救助”每人60万盾将由国家邮政局直接分发。而“希望家庭”的救助款将经过国营银行(Himbara)在各省市分发,而每个家庭所收到的救助款多少不一,视其家庭成员、状况而定。 地方政府发放救助款的行动缓慢,引发舆论猜测。万隆市于21日的请愿除“拒绝PPKM”外,还高喊“革命”。社媒上号召24日到总统府示威,这中间是否有着暧昧和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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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礼服如何“独出新裁”?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中新社记者 杜燕) 身高1.98米的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身高1.88米的中国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共同执旗,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们身着红白拼色礼服亮相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礼服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杨慧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揭秘这款礼服“独出新裁”之处。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礼服的设计主题是‘开门红’。”杨慧称,之所以定下此主题,一方面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是展示中国新一代体育人整体风貌的一个重要机会,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中国民众对运动健儿的祝福和关爱。 记者了解到,“开门红”主题礼服设计方案,是从参与初选的百余套方案中经过多轮筛选后胜出的。 入场礼服包括红色西服外套,以及白色衬衣、裤子(裙子)、袜、鞋。 杨慧谈到,红色代表了运动的激情和喜悦,尤其红色是中国传统礼仪最高等级的色彩之一,是华夏衣冠上国礼仪与文明延续的载体之一,沉淀了中华民族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密码;白色代表了光明、纯洁、神圣,且国际奥委会会旗是洁白的底色。 “红白两种颜色的搭配,视觉上明亮、富有动感,很好地衬托了运动健儿们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特质。”杨慧称。 小立领、五星图案、“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纹样……礼服处处彰显中国元素。 以男款西服外套和衬衣为例,领子摈弃“翻领+领带”的设计,采用小立领,在延续西式服装剪裁特点的同时融合了新中装这一中国传统服饰的特征,让运动员清凉且显挺拔身姿;女款西服外套和连衣裙则以“V”字领展现新时代运动员的时尚气质。 细看之下,无论男款衬衣领口还是女款连衣裙裙摆的图案,都散发着浓郁的“中国风”。杨慧介绍,礼服图案设计的灵感来源于中国国旗上的五角星图案,同时借鉴了新疆出土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祥瑞元素符号。 其中,男款礼服核心图案以“五星”为主,凸显男性运动员的刚毅和稳重;女款礼服核心图案采用“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纹样,展现女性运动员的俏美英姿。 好看也要中用。考虑到东京七八月的天气热度湿度以及运动员在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后的停留时间、入场行进动作等要素,设计团队力争在每一个细节中提升代表团的穿着舒适感,并实现最佳呈现效果。 面料选择上,设计团队对几十种面料进行测试后,选定了天然纤维和弹性纤维混合而成的面料。“这是一款有微弹特性的面料,且吸湿排汗性能非常好。”杨慧称,要让运动员没有紧勒束缚的感觉,还要让服装具备良好的保形性。 礼服不仅在运动员候场时要“立”得住,还要能“行”得稳。 按照惯例,在开幕式入场式中,运动员们会在行进中向观众挥手致意。如何让运动员抬臂时没有受阻感,又不让衬衣下摆外露?杨慧称,设计团队对外套、衬衣、袖笼的长度、维度进行了十余次的试验性打版制作,找到了一个合理角度,“你无论怎么伸胳膊,衬衣肯定不会露出西服”。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如此庞大的代表团,每位运动员的礼服可谓量体裁衣、定制而成。杨慧称,由于运动项目不同,运动员之间身材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每一款礼服的版型设计都“独具匠心”,这也体现了对每一位运动员的尊重和关爱。 从2019年6月接到任务到完成任务,历时两年之久。杨慧称,2020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许多工厂停工或半停工,让调整和完善设计细节的进度放缓。而东京奥运会因疫情也推迟一年举办,期间,团队得到了各方支持,更看到中国的大国担当,“团队坚定信念: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把工作做到最好”。 在杨慧眼中,一次奥运会礼服的展示,是以服装的语言向全世界精彩呈现新一代中国运动健儿的精神风貌与时尚态度,也展现中国纺织业的进步,彰显国家不断富强的进程。 “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让许多设计理念能付诸实践。”杨慧说,作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希望用自己的专业方式来表达爱国之情,让服装在国际盛会上呈现最佳效果,“这是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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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费居然暴涨为 8000 万盾
尤素罕卡称霍特曼律师已告知警方深入调查

        【本报讯】雅加达北区芝灵津火葬场Daya Besar基金会辅导人也是高速路企业家尤素罕卡(Jusuf Hamka)7月22日在雅加达表示,一位名为马丁(Martin)的受害者,写了一封信向他诉苦,述说其家人被不法分子勒索,然后马丁又拨电给他,说是新冠病患尸体的火葬费被定价为8000万盾。         尤素罕卡说:“除了马丁之外,还有很多的佛教徒、基督徒和兴都教徒也纷纷向我诉苦,他们说火葬费实在太高了,最初火葬费已经升为2000万盾至2500万盾,而且必须要快,否则会给别人占位了,然后又上涨至3000万盾,4000万盾,5000万盾,最后涨为8000万盾。”         他认为,火葬场不法分子的做法实在太过分了,他也觉得奇怪为何火葬费会那么高,但他也不能要求火葬场负责人把火葬费降低,因为这是生意的部分,但我们也不可忘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灾难,因此我们不可趁机打劫或谋取暴利,我们必须要有宽容的心。         然后,尤素罕卡制作了一段视频,揭露有关火葬费高得离谱的事项,同时他也向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新度教徒的名流发表声明,他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他补充说,没想到其视频会在网上疯传,其实他的用意是要告知那些家人,新冠尸体可在其火葬场进行火化,但后来著名律师霍特曼·巴黎(Hotman Paris)也得知了,这位律师就立即要求国家总警长深入调查此事。         他说:“后来我听说,警方已到马丁的家做笔录并作为证人。”(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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