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投资统筹机构投资发展方面部长助理丹绒（Yuliot Tanjung）于11月25日（星期四）指出，由于投资重点的转移，虽然投资价值增加，可是劳动力吸收率却很少。最近投资的增加，都趋向于传统行业的资本密集型和数字化。过去，投资对象是趋向于劳动密集行业，可是现在投资对象转向资本密集型，如仓储与住房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
丹绒表示，正在转向数字生态系统的行业的投资趋势，现在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因此，即使每年进来的投资价值显着增加，劳动力的吸收率也不是很高的。 我们将来的政策应继续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仍然努力在国内增加附加值，这意味着增加就业。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家协会（Apindo）主席哈利亚 迪（Hariyadi Sukamdani）表示，在过去六年投资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劳动力吸收率每年萎缩高达70%。 投资的增加是资本密集型的，并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数字化转移。 因此，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效率低下，许多进入来的投资只由少数人获益。
哈利亚迪指出，投资目前面临高昂的投资成本，与我国竞争力弱相关的吸收的流入资本有关。这可以从国内增量资本产出率的高水平看出。增量资本产出率成为显示一个国家有效投资水平的参数之一。
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平均记录为6.5%或高于前一时期，在4.3%的范围内。2019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6.77%，高于2018年的6.44%。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邻国相比，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相对较高，后者正在接近理想的 3 个数字范围。我国的就业状况没有呈现改善趋势。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创造就业机会相对较多。2013年，每1万亿盾的投资可以吸收多达4594名工人。然而，2019年每1万亿盾的投资仅吸收了1438人。 因为投资是资本密集型的，并且，使用技术取代了制造业的劳动力。
（亮剑）
更多内容 →返回首页
其他精彩视频/资讯，请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