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维·巴苏基（Novi Basuki）

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值得我们学习的许多东西中，其中就是他们不盲目模仿的态度。他们的确乐意从任何地方学习任何东西。然而，将被他们吸收的只是被视为对国家进步有用的积极因素。

此外，负面的，将被他们丢弃或剥离；然后，在尝试使用之前进行修改。正如az-Zarnūjī在其著名著作《Ta‘līm al-Muta‘allim》中所写，“Khuż mā ṣafā, wada‘ mā kadar”。意即：去粗取精。

举一个例子，与经济体制有关；中国共产党政府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却抛弃了自由主义。然后，他们创造了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如此，如果我们想给它贴上“资本主义仿品”的标签也没关系。这是因为中国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的经济体制，不只是单纯地叫社会主义，也不叫资本主义。然而，两者的积极因素同样很好地融合在其中，相互平衡。

中国政府的不盲目模仿的态度，在我看来，是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较早富裕的西方国家经常向发展中国家兜售——通常是通过武力——他们获得财富的秘诀。他们说，要像我们一样致富，必须迅速而彻底地落实“好政策”和“好制度”。

所谓的“好政策”的含义，具体体现在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中，即经济自由化。同时，被归类为“好制度”的是富裕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常见的制度，即民主。

事实上，张夏准（韩国）披露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宣扬经济自由化和民主的西方国家，实际上从来没有在他们过去还贫穷的时候这样做过。相反，他们当时所做的是就是现在他们所坚决抵制的：保护主义和“循序渐进的民主化”。

在张夏准的代表作《踢开梯子：历史视野中的发展战略》（2002 年）（后来被译为《富国陷阱》）中，张夏准追溯了英美等富国从穷到变得像今天那样富有的道路。这位剑桥大学教授从“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得富有的”这个问题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张夏准发现，富裕国家在贫穷时也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与工业、贸易和技术相关的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它们保护脆弱的国内产业（新兴产业）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攻击。具体而言，它们以出口为导向的民族产业税收较低，而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则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

不仅如此，当它们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它们的制度也还没有完全民主。例如，在美国，并非所有公民在选举最早出现时立即拥有投票权；妇女与黑人公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拥有与白人公民相同的投票权。

有鉴于此，张夏准总结道，西方国家用来实现财富的“梯子”不是民主或经济自由化（自由放任），而是以国家干预主义形式对影响许多人生活的行业的保护主义。而且，即使民主仍想被视为发挥作用的话，那也不是“即兴民主”，而是随着人民经济和教育基础的加强而实施的“渐进民主”。

因此，通过迫使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张夏准怀疑西方国家是在故意“踢开他们曾经爬过的梯子”，让其他国家不能像他们一样利用它来致富。

难怪近年来，许多中国人开始思考：如果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民主示威”获得成功，中国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先进？

有趣的是，正如天安门示威背后的主谋之一王军涛在2014年所承认的那样，即使是参加示威的人现在也改变了主意：他们越来越以消极的态度甚至慢慢地忘记了这次学生运动，随后转而支持中国政府推行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我想起我在上《当代中国政治》课程的场景。当时，我分配到了一个关于中国政治制度与其他国家比较的报告机会。那时正好是2014年，我国正处于总统选举之中——且是使我国社会长期两极分化的选举。我自豪地对班上的研究生说：“看看印度尼西亚，我们实行民主，我们可以直接选举自己的总统，你们却不能。”

一名学生听了我的讲话后并没有感到羡慕，而是用一句话来回答我。在我看来，只有当我国和中国一样先进时，我才能忘记这名学生的答案。他说：“你们有民主有何用？你们没有我们那么繁荣！”

或许我们可以谅解这名中国学生尖锐的答案。这是因为，1980年，当邓小平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5美元左右，而我国却要高得多，即492美元。 然而，到了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了10,500美元；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为3,870美元。这意味着，过去4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3倍，而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8倍。

如果按照张夏准的论点，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快速的进步，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想屈服于西方的指令，将其政治和经济完全自由化；也是因为自信和愿意从任何一方吸取教训的同时，将这些教训与国家的哲学和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然而，我国的缓慢发展，可能是因为自 1967 年以来，就如郭建义在《罗盘日报》 (20/10/2021) 结束他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政府“系统地和一贯地继续执行非常自由的经济政策”，与作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生活哲学的“潘查希拉和1945 年宪法毫不相干”。

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我国已陷入了“富国陷阱”吗？

本文原载于：Di’s Way日报。作者系雅加达“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Indonesia）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尼与中国关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今昔》（Kompas Book Publisher，2020）一书作者。译者：亮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