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anto Aryodiguno:从排华事件看印尼对中国与对华人的认识变化
Harryanto Aryodiguno博士

Lecturer 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 Programs, 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

 

提起印尼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中,对所谓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基本看法为何,早期其实不易分析,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在印尼文的词汇里,不论是政治家、学者、军事官员、学校老师、甚至一般人民都会用“支那问题”(Masalah Cina)这个词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对于印尼华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印尼国内从独立至今虽然各岛通常发生种族、宗教冲突,但是印尼与中国或者印尼与华人还是有其特色,即在印尼常说的“支那问题”涉及的是外国,而且是一个大国,则印尼华人俨然是很大的异族。

 

自从独立后,苏加诺总统在各场合通常表明华人或当时被称呼“中华人”(orang Tionghoa)对印尼争取独立的贡献,但是在印尼社会与印尼军事和政治菁英者间,对于“中华人”的忠诚(Loyalitas)普遍存在质疑。独立前,在印尼的中国人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倾向于对祖国中国的认同,认为自己永远都是中国人;第二派是倾向支持荷兰殖民政府的统治,接受所有殖民政府的法规,认为自己是殖民政府的公民;第三派是支持印尼的民族运动,认为自己是印尼的一分子。即使有第三派的存在,但是印尼社会对于“中华人”的效忠的质疑仍一直存在。尤其在1950年苏加诺与中国建交之后,也就是冷战开始的同时,使印尼“强硬与不接受西方指挥的苏加诺”逐渐的倾向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同时部分中华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也透过“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Baperki)组织提升。这种情况让国内倾向资本主义的政治菁英和军官感到害怕,在他们的看法中,中华人(orang Tionghoa)永远给外界存在一种印象──即中华人虽然部分已经选择印尼国籍,但是他们的“爱国心态”并不面向印尼,而是面向中国。在苏加诺时期的反共政治菁英认为,印尼中华人在促成印尼共产党与中国的联络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这种看法与印尼和中国日趋密切的关系以及印尼国内政治发展有高度关联,也就是国内学者常说的“支那问题会影响到印尼、中国之间的关系”。

本文旨在阐释印尼华人政策与对中国政策的论述,借以说明自印尼独立与苏加诺时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势力在印尼的竞争,以及九○年代“中国崛起”、中印重新建交,导致印尼对中国的政策与华人身份的多次转向。这一历程最重要的变化,即是印尼原住民主流社会对中国与华人的认识,以及中国和印尼华人社会的反馈,两者如何相互影响。

 

1945年印尼独立时,尚未受到国际的承认。荷兰政府犹企图透过同盟国的军队重新入侵印尼。在1945年至1950年之间,印尼还没有完全掌控整个国家的领土。当时苏加诺的政权必须面对来自外部与内部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挑战就是为了维护印尼的独立以及追求国际的承认,印尼正不断的与荷兰军发生战争。内部问题是国内处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印尼的政治特色是政治菁英阶层的分裂,其他的问题则包括种族、政治偏好和不同宗教的分裂。

 

1950年,苏加诺可以说已经能够掌控印尼的政局时,当时印尼苏加诺政权必须面对国际政局的变化,也就是冷战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由美国代表与社会主义国家由苏联的领导积极扩大各自的影响力。但是当时的印尼苏加诺总统一直维持“中立主义”外交政策。苏加诺认为印尼独立需要许多外国的支持,所以印尼不应该加入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斗争,苏加诺也决定印尼的“自由”(bebas)和“积极”(aktif)的外交政策是要与所有国家建立以及维护一个和平的世界。为了实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苏加诺努力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一个就是中国。虽然是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但是一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印尼必须遵守一中原则而与早先在荷兰时代便已派驻总领事的“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另外也因为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加上印尼政府认定台北方面涉及苏门答腊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和“万能人民斗争”的叛乱,导致苏加诺在1958年宣布封闭亲中国国民党的华校和一切有关中国国民党的活动。

 

虽然苏加诺个人对中国的友谊让他对住在印尼的中国人有特别好的关系,但是印尼内部的主流党派以及军方对印尼华人存在一种质疑,就是印尼华人对印尼的忠诚。这种怀疑感存在是因为独立前印尼内地出现各种华人的政治偏向,以及荷兰政府所留下来的歧视还存在,造成当时的大部分印尼华人与当地的原住民缺乏沟通的管道。

 

印尼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在1961年开始面对挑战就是,马来亚(Malaya)、新加坡(Singapura)和英国共同协商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主权问题的时候,苏加诺总统认为英国没有与印尼协商就决定将给予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国。再加上给予英国在北婆罗洲的前殖民地─沙巴(Sabah)、沙捞越(Sarawak)和汶莱(Brunei)自决权。苏加诺总统坚持北婆罗洲是印尼的领土,所以印尼认为马来西亚联邦国的成立,代表着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开始遂行新殖民主义。就是从马来西亚联邦国的问题开始,苏加诺的外交政策倾向“东极”(Blok Timur)或社会主义国家。苏加诺认为西方国家企图用新的方式来侵入印尼。 1962-1966年为了从新殖民主义的掌控下解放北婆罗洲的同胞,苏加诺的口号为“压碎马来西亚”(Ganyang Malaysia),使印尼的政治局势陷入所谓的“印-马对抗”(Konfrontasi Indonesia-Malaysia)。在抗马时段苏加诺受到当地华人大量支持。当初因为只有共产党开放华人入党,所以造成社会的印象是华人的党派就是共产党。

 

因为“抗马”运动和苏加诺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国内左右派都得到各自的利益。左派因为反新殖民主义,更得到苏加诺的支持。而右派因为反共和反华,受到西方国家的大量支持。印尼的左右派的斗争结束在于1965年9月30日。就是在印尼新秩序政府的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共产党在那天晚上发生政变。 9.30事件的真象虽然不清,但是继之而起的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便指控印尼共产党所启动的政变是受到中国与印尼华人的支持。所以9.30事件后,印尼各地方发生反共与反华的暴动。排华暴动以及对中国驻印尼的财产破坏受到中国的严重抗议,在1965年底至1967年两国之间进入到敌对的关系。一直到1967年10月10日印尼单方面宣布与中国冻结外交关系。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之后,印尼的新秩序政府开始对华人采取同化政策。禁止有关于庆祝中国人的节日、文化和封闭所有的华校,同时也禁止使用中文。

 

印尼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华人的国籍与身分问题就更模糊了。一方面苏哈托积极的推动同化政策,另外一方面又把印尼的国民归纳出两种,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华人属于非原住民的群族,因而不能参与印尼的各方面的生活,特别是政治与军事,华人只能活动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身为少数种族印尼华人遭受边缘化。苏哈托的同化政策只有在语言方面成功,大部分1967年后的出生的印尼华人都不会说中文,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例如宗教,苏哈托的同化政策不能说成功。部分的华人都选择佛教来取代孔教以保存中华文化。另外一方面,同化的负面影响就是,在经济上原住民与华人存在很大的结构。在许多印尼原住民的心中,印尼华人必须先真正的同化、脱离所有的中华文化,才能够真正的变成印尼的原住民,也就是说“华人的身分”是阻碍同化最大的问题。在新秩序时代时期,许多印尼的政治学家、官方及社会领导者认为,印尼与中国一直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华人的身分问题才继续存在。大部份的印尼官员、党派及社会领袖对华人的身分非常质疑。

 

印尼的主流社会人士还是存在一种恐惧感──如果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中国会利用印尼华人在印尼重新建立中国的势力,有一种对印尼社会制造不安的感觉。对印尼掌权者而言,印尼华人与中国的情感还继续存在。虽然当地华人同化派或者民族统一机构(LPKB)为了灭除中华身分积极努力的宣传同化运动,从改姓名到通婚,但是问题不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身分或者华人使用什么语言,因为华人不认识“身份”的概念,在部分的华人社会里,“情感”则是非常重要。这种现象可以在西加里曼丹省看到,1976年,印尼政府首次开放华人庆祝新年与元宵节时,大量的中华文化又再出现。另外该省的华人一直坚持使用中文和称呼自己是唐人。

 

1990年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并不代表华人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世界上的强国,例如美国与日本都已经与中国建交,所以印尼也考虑必须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其中部分因素是为了提升印尼的经济,何况当时在东南亚掌控经济的都是华人。印尼领导者认为华人与世界各国的华人和中国有经济合作。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在印尼还是出现过排华暴动。对于排华的暴动,当中国提出抗议时,印尼官方立即提醒中国不要干涉印尼的内政。直到1998年,印尼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当世界各国的华人走在街上抗议印尼政府时,中国已经没有做出反应了。中国只是表示不干涉印尼的内政和在外交上只是声明对印尼98排华暴动表示“关注”。

 

若比较1965年与1998年两次印尼排华事件,其间对华人与中国的认识已然发生相当大的转变,且印尼政府的华人政策受到中国崛起、印中关系改善所牵动。 1965年印尼排华事件中,因为反共需要而将中国描述成是外来干预者,中国代表共产主义的颠覆力量,印尼华人则成为共产党颠覆力量的在地共谋者。在这样串连而出的身份建构中,华人也成为入侵者,华人沦为中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呼吁正视印尼华人的遭遇之际,更坐实了对这样串联的刻板印象,并引起印尼政府对中国可能干预印尼内政的疑虑,也巩固了土著对印尼华人特殊身份抱持冲突态度,进而开启随后印尼政府的同化政策,试图去除印尼华人的中国性。

 

在1998年的排华事件中,华人已经不是中国的代理人,而是经济上的剥削者,因此随着1997南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对印尼经济的重创,华人从30年前中国的代罪羔羊,变成了30年后的金融风暴的代罪羔羊。可是,如果说中国的角色在排华事件的肇因中不存在,却在此次排华事件的化解方案中浮现。相较与1965年之后的去中国文化政策,1998年排华暴动之后则是重新重视印尼华人的经济桥梁作用。简言之,这个政策与意向,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实力崛起而发生。印尼华人的经济性角色再度被突显,并成为印尼政府促成对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关系的关键枢纽。如此对中国与印尼华人采取较开放的立场,反而使印尼华人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升高,华人身分成为与中国合作的管道。这时对中国的认识中的主要内涵,是资源,而华人则是资源的管道,同时也使印尼华人能借此贡献国家。 1998年后,印尼政府对华族文化的态度改变,不完全认为华族文化会影响华人对印尼的认同,相反地,两者可共存,且华族的文化背景,更有助于中印经济关系的开拓,对印尼整体国家利益有所提升。

 

值得深思的是,两次排华出现的因素固然不同,1965年的华人被视为中国干预印尼的代理人,1998年的华人是经济剥削者,这两个因素却在到了21世纪之后,经由印尼政府的善意鼓励,并存于印尼华人的身份中了,因此印尼华人是中国经济资源进入印尼的管道。以前的负面因素如今这样的并存在华人身分中,可能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正面的含意是,过去造成印尼排华的因素,现在都升华成印尼华人对印尼的贡献,因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日益改善并不再互斥;负面的含意是,未来再一次爆发排华事件的因素已然形成,而且是前两者的综合。这两种可能性何者为真,答案势必受到印尼与中国关系的走向所影响,也受到印尼经济发展出现波折时,会如何看待中国在印尼经济中的作用所制约。

 

1998年5月的排华暴动,让华人警觉到自己的身份,虽然同化实行这么多年,但是华人还没有被接受作为印尼民族的一分子。所以部分华人选择离开印尼,另外部分随着印尼的民主化,重新开始争取他们身为民族一部分的地位。当印尼政府开放华人参政时,第一次出现的是使用种族名义的华人改革党(Partai Reformasi Tionghoa)。但是该党在华人的社会里没有受到欢迎。除了过去的经验导致华人对政治非常被动,华人也认为使用华人名称建立党派其实对华人不利,会使华人陷入到种族冲突。同时,原住民一直所怀疑的问题是,华人有“优越感”,不肯与当地原住民融入。 1998年之后,取代苏哈托的哈比比总统开始消除所谓的“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差别名词。但是这个与中国无关,哈比比只是为了要对外表示印尼的新政府已经不是种族歧视的政府了,另外哈比比也许要在国外的印尼华人回国一起急救印尼的经济。

 

瓦希德总统(Abdulrahman Wahid)上台的同时,也是中国崛起的时候,瓦希德当选之后第一次出国访谈就是中国。瓦希德认为中国是印尼最好的友邦,不管是历史上、政治上皆有密切关系,瓦希德总统也在北京与江泽民会面时强调,印尼政府保证不会再有排斥华人的政策。同样的在2002年梅加瓦蒂(Megawati Soekarnoputri)总统在北京与江泽民会议之后,也声明对排华事件感到非常遗憾,接着再表示印尼政府已将华人的春节订为国定假日。 2004年10月,尤多约诺总统(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成为印尼首任直选总统,承诺印尼政府会继续努力废除所有对华人不利的法规。以上三位印尼领导人在北京的声明代表印尼领导人还是认为,印尼华人的问题还是属于印中两国的问题。印尼领导人相信中国还是会关注与关心印尼华人的情况,所以在北京的领导人前面做出此承诺。虽然中国本身也曾经表明不干涉印尼的内政而印尼华人不属于中国公民。

 

在国内,印尼民主化之后,华人自由的公开庆祝文化节日。除了庆祝节日之外,所有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都会吸引到华人的兴趣,如学习中文。这种场景不表示华人还要与中国表达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只是表示华人认为保存自己的文化是每个种族的权利。保存中华文化不代表要做中国公民,当时被强迫改姓名的华人也没有再改回来。华人已经警觉到,身为印尼的一分子必须与其他的群族共同重建一个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同化政策虽然不算完全成功,但是至少已经重组一个新的群族,就是印尼华族。在国家层面上,华人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印尼政府废除所有对华人歧视的法律,华人可以自由自在的表达他们的政治偏好。但是在社会层次就不同,1998年之后印尼原住民对华人和华人对印尼原住民的态度极大改变,基本上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的互动可以说没有障碍,但是在政治方面还是有不少印尼原住民及少数的伊斯兰教徒很难接受非伊斯兰教徒当首长。所以印尼华人必须趁努力表现对国家的忠诚、与国家和其他种族共同努力消灭种族歧视。

(作者系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中文名:赖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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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x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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