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和牢固。数据显示，即便疫情下，2021年中国对印尼实际投资达也到了32亿美元，2020年达到了48亿美元。同时，2021年全年印尼对华出口636.3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70.02%。（databoks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
然而，中印尼经济关系的看似牢固并非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即印尼民众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信任。例如，当中国工人成批来到印度尼西亚时，公众非常担心和怀疑，以致出现很多假消息。
这当然有可能成为未来两国关系的潜在威胁。如果不做长期预防，印度尼西亚未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1998年那样的“暴乱”。在相当一部分印尼人的头脑中，他们认为中国是经济殖民者和共产主义——一种在印尼被禁止的意识形态——并且是无神论国家。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印尼人对中国的看法几乎总是不那么好。那么，如何将这种不好的认知转变为对中国好的看法并产生良好的信任感。
负面情绪：始于荷兰殖民政府，苏哈托继承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交往关系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事实上，一项研究表明，在印度尼西亚名称被使用之前的群岛王国时期，双方已经建立了宗教、文化和贸易等联系。中华文化对印尼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陶瓷、建筑和饮食等多个方面等都可以发现和证明。
那么，最不能忘记的是伊斯兰教的作用。来自中国明朝的将军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在群岛停留并传播伊斯兰教。事实上，目前在中爪哇三宝垄有一尊郑和将军的大型雕像以纪念他的功绩。
然而，当荷兰殖民者进入并统治群岛时，中印尼这种密切的关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荷兰人利用群岛封建社会的结构，在群岛实行殖民主义。当时，群岛上的人民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荷兰人调整了群岛社会的结构。根据种族，荷兰人将自己定位为上层社会/阶级，将外国移民社会/群体（华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定位为中产阶级，将群岛人民（通常称为土著人）定位为下层社会/阶级。这种土著用语后来被用作政治和种族主义用语，以区分印度尼西亚人（土著）和华人（非土著）。这种社会阶层划分造成了华人和土著人民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和嫉妒。因为经商准入证殖民政府只发给被认为有生意能力的华人，而土著居民只能成为体力劳动者。但在此之前，华人社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1740 年 10 月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华裔与土著的冲突。当时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周边地区发生了中国苦力/农民的叛乱。他们携带自制武器向雅加达城市进发，当时有数百名华人同胞住在城内。虽然住在城里的华人与城外华人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但传言说他们打算帮助城外的“叛乱分子”。城内的荷兰人/欧洲人和当地土著人的怀疑和偏执使情况变得更糟。他们有组织的攻击城内的华人。殖民者不仅杀害了华人，还洗劫和烧毁了大约6,000-7,000 座华人房屋和店铺。当时的总督阿德里安·沃尔卡尼尔（Adrian Volckanier）发出命令：杀戮和屠杀所有华人。
当时被关押在市政厅的500名华人也被逐一放出，然后被残忍杀害。整个巴达维亚城市被熊熊烈火燃烧了一个星期，运河被鲜血染红，遇难者达10,000人。此次巴达维亚大屠杀华人事件被称为“红溪惨案”（Susan Blackburn：2011）。
对于群岛当地人来说，对华人的怀疑持续了200年。从那时起，华人被荷兰殖民政府排斥，华人对当地人也开始不信任。反之亦然，当地人对华人也持怀疑态度。荷兰人进行的冲突管理和打压的策略是成功的，随着社会横向冲突的产生，导致没有普通民众有能力扰乱殖民者的统治。
在历史进程中，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直到 1921 年才开始出现，然后在 1928 年的青年誓言中得到确认。青年誓言的发生地属于一个同情印尼独立运动的华人Sie Kong Liong（施光良）（Historia, 2017)。但这个事实也经常被忽视或遗忘。
200年过去了，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崛起为新的世界强国，1942年占领印尼，打败荷兰殖民政府。日本对印尼的占领非常凶恶，将当地人视为 Romusha（劳工），强征慰安妇（Jugun ianfu）。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人客观上提高了印尼人的地位。印尼人不再处于社会阶层的最低位置，他们与华人和阿拉伯人相提并论，平起平坐。与此同时，荷兰人和欧洲人则处于社会最低的位置。
当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时——苏加诺成为开国总统，开始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进程。1945-1949年，独立革命的斗争仍然继续进行着。一些世代生活在印尼的华人，他们的观点有分歧，一些人支持印度尼西亚独立，而实际上，希望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土地上继续统治的人，也不在少数。
然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华人的祖籍国或祖国——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革命。印尼华人出现分裂，有支持毛泽东的一派，也有支持蒋介石的一派。那些支持荷兰人重新掌权并支持蒋介石的人，组成了一个名为Po An Tui（保安队）的民兵组织。 保安队是一支华人自卫队，其任务是维护安全和监视共和战士——印度尼西亚自由战士（Sulardi：2015）。因此，他们对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怀有敌意。 然后，在当时知识和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人将部分华人的行为泛化成全部华人的行为：认为中国人和华人不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中国内战在苏加诺执政初期一直在持续，分成两派的华人也继续扩大自己在印尼社会和政府中的影响力。其后，追随美国的台湾也以苏加诺总统的政府为敌（Taomo Zhou：2019）。
苏加诺总统实行一个中国政策，即承认毛泽东政府的中国。两国元首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中国是唯一受邀参加1955年亚非会议（KAA）的大国，因为苏加诺认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斗争性质是相同的，即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Hong Liu：2015）。苏加诺相信共产主义（连同民族主义和宗教）是可以对抗帝国主义并创造繁荣社会的工具之一。当时，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的愿景和政治使命。然而，印尼公众对中国人或华人的信任和认知仍然很低。
苏加诺政府为形成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而制定的各种经济计划——如堡垒经济和阿里巴巴——都以失败告终（MC Ricklefs：2008）。印尼当地人一直无法确实有能力做生意，无法与有着非常广泛渠道和人脉的华裔企业家竞争。
苏哈托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推翻苏加诺政府，并指责中国是对印尼共产党（PKI）发动未遂政变负责的当事方之一。针对中国人或华裔的种族情绪再次增强，其中许多人即使他们选择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也不得不被迫返回中国，更不用说，许多中国人或华人因为被指控参与印尼共产党而被监禁和杀害。当社会底层的华人还过着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的日子的时候，自称为“新秩序”的苏哈托政府开始接纳并利用华人精英——尤其是商人——使其成为其政权的一部分。苏哈托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新秩序”想要创造更多富人或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中的大多数都由华人经营，华人老板想让自己的生意顺利、安全地进行，就必须得到军方和苏哈托家人的支持和保护。
尽管与华人精英是互相合作的好朋友，但新秩序政府并没有消除对华人的成见，华人在生意场上仍然被冠以共产主义、无神论和狡猾的“污名”。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因此，进入1990年代，全球许多国家经济开始出现危机，这其中也包括印尼。苏哈托政府将印尼的失败和危机归咎于华人。因为苏哈托认为，尽管华人在数量上是少数，但华人控制了该国经济的大部分（Virdika Rizky Utama：2018）。事实上，印尼经济和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的腐败。
结果，1998年，自殖民时代以来对华人有负面看法的印尼底层民众与不法之徒就发狂了。他们洗劫了华人的房屋、摊位、商店和营业场所。他们也犯下强奸和谋杀罪。研究表明，开始挑衅的人是那些身材魁梧且留着短发的人，这是军人的特征（Peter Kasenda：2015）。
当今大多数印尼民众对历史和迄今为止对华人的集体记忆仍是新秩序时期所叙述的，因为新秩序政府在教育和媒体方面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因此，关于中国的虚假历史叙述必须通过加强正确的历史叙述来加以纠正与澄清。至少在不了解历史和背景的情况下，提高人们对1966年和1998年杀戮华人事件的严重侵犯人权案的认识。
历史叙述：中印尼关系必须加强的一件事
如前所述，华人负面形象的形成在印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实，这种甚至在印尼已经成为主流的糟糕的叙事仍然可以改变。方法就是从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角度加以纠正与澄清，而不能只是通过政治宣传，因为印尼人会比较抵制政治宣传。
印尼与中国的关系非常悠久。如果我们从群岛王国时代再往前追溯，最近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中国云南。所以，实际上，印尼人没有理由仅仅在种族上仇恨华人，因为，我们或许共享相同的遗传来源。
此外，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正确的方法是通过收集整理历史上中印尼宗教交往方面的手稿或笔记，以加强古代中国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传播的叙述。因此，有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工作变得非常重要。
在苏加诺执政时期，美国曾向印尼派遣了大量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后来，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被美国政府用来了解印尼和获得公众的信任。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位非常熟悉的美国学者撰写了《爪哇宗教》，他的名字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回到撰写本节的重点，郑和将军是在群岛传播伊斯兰教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孔远志：2011）。郑和的旅程和他的笔记变得非常重要，其研究结果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国际上被广泛关注。不仅如此，伊斯兰教在群岛的传播之所以也可以非常大规模地进行，因为它是由九圣（爪哇语：Wali Songo）进行的。其中好几位圣贤也有中国血统（Slamet Muljana：2013 年），甚至九圣之一的 Sunan Gunung Jati 也娶了来自中国的公主 Ong Tien Nio。
九圣写的书也需要学习、研究和重新审视，以找出那个时代群岛上的伊斯兰教如何与其他宗教和国家，尤其是如何与中国共存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NU)的支持与合作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九圣所进行的伊斯兰教传播主要是在习经院，即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进行的，并融入了爪哇文化。NU 作为一个传统主义的伊斯兰组织和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拥有大量可以查阅的重要文献和资料。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在与NU进行一些层面的合作，比如向其信徒或信徒子女提供赴华留学奖学金。然而，这些印尼学子在中国学成后返回印尼多数并没有从事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效果并不是最佳的。此外，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也非常乐意去朝圣包括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伊斯兰教派。中国可以通过在广州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圣伴 Saad bin Abi Waqqash （中文名宛葛思）扩建其在广州的“圣贤清真寺”和其陵墓来吸引印尼穆斯林朝圣。圣贤陵墓是进行宗教和文化外交的工具和载体。只要想好如何包装它并创造性地和有说服力地叙述它即可。
在印尼民族历史上，多位华人先贤对印尼的民族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为印尼共和国独立做出贡献的华人进行系统性研究和整理，以便消除本地印尼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观念：认为印尼华人从未真正成为印尼公民，没有做出太大贡献。通过对华人参与印尼独立的研究和历史叙述，肯定会消除华人在印尼三心二意的印象。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对印尼的影响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建筑、艺术、饮食、服饰等等。许多中国菜已经是印尼人的最爱，比如豆腐系列。清真食品外交也可以是另一项旨在拉近并赢得印尼人信任的政策。服装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比如穆斯林男人祈祷时穿的可可衣服(Koko Clothes)。历史和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实际上可以被探索和用作改善印尼对中国及中国人、华人看法的工具。
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非常重要，即国家应该有自己的软实力。过分看重政府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而忽略争取与赢得民心，类似1965年和1998年这样的事件,也就不是不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当然不想像驴一样第二次掉进同一个坑里。因此，重要的是要以史为鉴，更加重视非官方的润物细无声的民间的交流和合作，更加重视非官方主导的人文交流，建设更好的印尼与中国关系，相互信任，特别是基层民众的相互信任，即中方经常所说的民心相通。
（作者系印尼PARA Syndicate智库研究员，雅加达国立大学历史系毕业，上海交通大学2022级政治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