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Harryanto Aryodiguno (Lecturer at IRSP, 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

赖剑文，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佐科总统在2002年底，对美中南海对抗做出了“自由和积极”的应对原则。为分析此一政策的施行效果，笔者将首先观察印尼自2014年起在南海问题的立场。笔者认为当代全球体系中的能力分布类似于一个双极体系，美国和中国是当今双极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人口、领土、资源、政治稳定性，都令印尼不得不继续施行中立主义政策。

在整个21世纪，美国和中国的政治都保持稳定，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即将崩溃。关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治理，容易出现政治不稳定，但是笔者认为儒家文化下国家权力的控制力实际上加强了中国的政治稳定。

佐科威总统对中国与美国的中立政策是来自内部的因素，也就是印尼的宪法和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决定了印尼在南海对抗中的外交政策。1945 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概述了印度尼西亚的基本国家利益。其中之一就是积极反对殖民主义，为维护以永恆和平和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世 界秩序发挥积极作用。印尼政体类型由宪法第一条第一至第三段阐述，文称印尼是共和国和单一制国家，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根据宪法执行，印尼是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内部的这些宪法原则约束了印度尼 西亚政策制定者看待国际政治和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如果任何法律或政策与 1945 年宪法或 Pancasila 相抵触，政府将不会颁布任何形式的法律或政策 (Undang-Undang Dasar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Tahun 1945)。

就权力集中而言，1945 年宪法第三章第四条规定总统拥有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行政权，第五条赋予总统向国会提出法律法案并通过政府条例执行任何法律的权利，以及第十 条规定总统是国家军部所有三个分支机构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受 1999 年第 37 号外交关系法的法律约束。 1999 年第 37 号法第一条第四段规定，外交部长负责印尼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机关。1999 年第 37 号法第一条第一款将“对外关系”定义为中央和地区政府或其机构、政府机构、企业、政治组织、社区组织进行的任何涉及地区和国际方面的活动、非政府组织或印度尼西亚公民。第1条第2段将“外交政策”定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与外国、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法项目，以解决国际问题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第 3 条 1999 年第 37 号文阐明，印尼外交政策必须坚持“自由和积极”的原则，以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将站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应对美中问题的最前线。在南海的竞争，要求印度尼西亚在“自由和积极”的 原则下采取立场，与南海争端的参与方建立或发展关系。

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佐科总统任期内显著加强。到 2019 年新冠疫情之前，中国以 47 亿美元，占对印尼投资总额的 16.8%，成为对印 尼投资第二大国家。另一方面，印尼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在佐科威总统任期内也因对美国进行防务外交而有所加强，尤其是在两国恢复战略伙伴关系后更为显著。印尼与中国的强大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强大国防关系也反映了政府对“自由与积极”原则的坚持。这也表明印尼是根据其国家利益与两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而无需以牺牲另一国为代价与一国建立关系。

佐科威政府如何实施“自由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原则来解决美中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呢？佐科政府实施“自由和积极”原则应对美中竞争的方式是通过建立全球海上支点达成的。这可以用对冲行为概念来解释。实施该政策是为了解决美中在“自由”概念上的争辩。印尼政府通过与两个大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甚至升级与两个大国的双 边关系以满足印度尼西亚的需求，同时印尼亦谨慎防止失去印度尼西亚的“自由”。

就其他外交上的立场而言，印尼与日本等其他地区大国保持双边关系以扩大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双边关系，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国防双边关系， 以防止印度尼西亚过度依赖其中一个强国。另一方面， 全球的海上支点政策应用了“积极”要素，通过多边论坛让大国和其他主要或地区大国保持合作以遵守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原则，并提高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以防止任何一方的任何形式的潜在威胁。因此，可以将其描述为对冲行为，因为它拒绝与任何一种权力站在一起，并制定抵消行动，同时仍保持风险最小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