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镜波
【题记】今年农历三月初三，是李尚大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仰望星空，我仿佛看到他正慈爱地注视着集美母校，仿佛看到他正眯着双眼在微笑！
李尚大先生比我大一轮，论校友他是我的师辈；论为人处事，他无疑是我学习做人做事的最好榜样。
1985年，他第一次回到阔别36年的故乡。以后，他常回来，有时一年回来三四次。他第一次回厦门，就来集美看望集美学校原董事长陈村牧老师。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后来，他在家乡安溪湖头办慈山学校。学校还在筹建的时候，我就去过好几次。集美学校每次逢十的校庆和多次校主诞辰的活动，他都专程回来参加。他还率领一批批海外人士来厦观光、考察。他每次来厦门，都约一些新、老朋友见见面。我有幸常在被邀请之列中。
有那么十多年时间，他常给我挂电话、写信。他前前后后写给我的信件有112封。他还经常把他的来往信函传给我分享，总共有1172封。我应邀陪同他参加多种活动，近距离听他演讲大约有20来次。多渠道的接触，耳濡目染，我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不平凡的长者，是一位高人；他看问题、想事情、做事情，常常高人一筹。有些事虽然过去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了，但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985年年底，他带着妻子、女儿、媳妇和4个孙子第一次回国。虽然他不想惊动地方官员，但是获得信息的胡平省长和厦门市政府的领导，都提前到机场欢迎他们。他们在厦门华侨大厦住了20天，每天都有百多人去看他。有坐专车来访的，也有穿着破衣短裤的，他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我和几位老校友去拜访他，也得到他热情接见。
他回到安溪，看到家乡还是那样贫穷，伤心地流下眼泪。一位在政府做事的老朋友问他回乡观感，他说：“家乡是有进步，有不少好的变化。可是太慢了，太少、太可怜了！人家是坐飞机，我们还是骑自行车，不要说与先进的国家相比，就是与东南亚几个还处在开发中的国家相比，也是差了一大截，最少有20年的距离。”他一向坦诚，有话直截了当。
他看到问题，往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会主动想着怎么解决，甚至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看到家乡还很落后，回到印尼，便把生意的事托付给两个儿子，跟家人说好自己以后每年要回国一二次。他说：“安溪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要回去作奉献！”
那时候，许多海外侨亲回来探路投资，当地政府官员都特别欢迎，许诺种种优惠条件，因此也盼望着他能驻足投资，但他都婉言拒绝。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回来找些“头疼”的事情做的，是来回报家乡而不是来做生意的。
他认为家乡“治贫要先治愚”。于是，他与胞弟一起在安溪县湖头镇创办了慈山学园。征地建校舍，他不占用农田，宁可多花钱平整土地，也要用山地。
他竭力推动县、镇发展农业、改善交通状况和环境卫生。他还抢救了县高甲戏剧团。为了争取安溪县享有茶业出口权，他夤夜伏案，写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为我安溪人请命》的信，呈送给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10年间，他给中央和省、市主要领导人发了38封求救信，还多次上门造访。1997年，他终于如愿以偿，为安溪县争取到茶叶出口权。2007年，全县茶叶总收入达57亿元，比以前最好年景的年收入5000多万元，增加了一百多倍，全县干部群众尽欢颜。
1994年，安溪县政府要修建从县城到湖头镇的公路，缺乏经费，他主动借给1000万元。他还向省政府请求，把这段公路提升为国家二级公路。过去从安溪到同安，要经过海拔七八百米的龙门岭、东岭，几十公里的路段，翻山越岭，如同蜀道，是制约安溪县对外开放、社会发展的瓶颈。他向中央和省、市政府呼吁，开通龙门隧道。1992年11月，他的建议终于获得省交通厅批准。龙门隧道于1993年1月开工，1995年5月正式通车，安溪到厦门的公路里程缩短了11公里，越岭高程降低400多米，行车时间減少一个多小时。为了改善龙门隧道出口至同安路段的路况，他多次请厦门市的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到现场察看、探讨方案、协调落实。
他学习集美学村的模式，在安溪湖头办了慈山学园。学园含有小学、初中的九年制学校，农业职业学校，还有以后由他胞弟负责的财经中专。安溪县受他资助的中、小学有20多所。他设立的“慈山建委会”，人手精干、协调有力、管理到位，就像一个小教育局。他重视教育。常常提及是因为母亲坚持要他上学，才有他的今天，是教育救了他。其实，这也是他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深切认识和情怀。1949年，他从福建学院毕业后，曾在安溪蓝溪中学当校长。他当校长时釆用《爱的教育》生动反映了他的教育理念和对教育的热诚。厦门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周勇胜回忆说：“李尚大校长以《爱的教育》教我们，至今依然新鲜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办教育是跟着陈嘉庚校主的足迹走的。”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1993年，中国驻印尼大使钱永年给他一份介绍北京燕京大学的资料。燕大是一所刚办几年的民办大学，办学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教师，也没有自己的校舍，一切都是靠着“兼”或“借”的。然而，他们从校长到教师、学生，甚至校工，都非常努力，教育质量一直很好，毕业生成了“抢手货”。对此，他起初不很相信，便托在京的朋友去了解，还亲自上北京暗访。果然，百闻不如一见。他受感动了，问校长需要帮什么忙。校长说急需建一座教学楼，才能得到国家教委的认可。他随即答应帮他在海外筹划这项建造费。他自己捐了400万元，向其他人筹募了1400万元。
他非常敬重梁披云先生。梁老在民国时期当过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照顾过集美学校。他说：“梁老学问渊博，在印尼期间，利用自己的寓所开讲座，义务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我经常去听。”1994年，梁老在泉州创办的黎明大学，需要扩建新校区。梁老为新校区选址和经费问题，寢食不安。他知道后，便挺身而出，允捐人民币1580万元。他还专程回来和梁老一起去察看地形、选定校址、审定建设规划。后遇全球经济危机，学校建议把学校的基建暂时停下来，他坚定地说：“我承诺的建设资金一分不会少，一定会按时付给。”2000年，他捐建的7座大楼竣工。梁老请他为新建的7座大楼命名，他却要梁老命名。两人推来推去，最后他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他没有用自己和自己的公司的名字，而是用他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的名字命名，分别为吴龙江大楼、陈后潮大楼、张圣才大楼、黄丹季大楼、汪德耀大楼。还有两座大楼，一座名为“慈山大楼”，纪念他父亲创办慈山小学和感谢现在慈山学校的全体老师；另一座名为“项南科学楼”。他说：“项公为官清廉，重视科学教育，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他对福建音乐学院的重视与支持，既是对音乐教育的高度重视，也是出自对一位长者的深厚感情。福建音乐学院是蔡继琨教授创办的。他说：“蔡教授是我的老长官，抗战时期的福建音专就是他创办的。前两年，蔡教授在菲律宾把全部的家产都变卖了，只带着几箱的乐谱回来筹办福建音乐学院，说是要学习陈嘉庚校主倾资兴学的精神。”蔡老创办的福建音乐学院，属民办高校，举步维艰。蔡老遇到困难便找他，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他是菩萨心肠，十分同情蔡老，不仅为蔡老捐建了三楼一堂，还帮助增添了许多教学设备，设立专项奖、助学金。他还专程陪蔡老进京，向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诉求，解决了学院办本科的问题。蔡老去世后，他继续支持蔡老的遗孀刘秀灼副院长，帮她兴建了一座非常壮观的“蔡继琨大楼”。
1993年，他呼吁成立集美大学，给中央和省、市领导写了十几封信，每封信都是深夜亲自用毛笔写的。有一次，他去厦门宾馆找省长贾庆林，要当面向他请求成立集美大学。他和女儿等3人，一直在大厅等到午夜。他说：“就是等到天亮也要等！”1996年，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省长陈明义分别具函诚请他出任集美大学校董会副主席。当年9月9日，集美大学校董会成立，他因事未能到会，发来一份书面发言。他写道：“成立集美大学虽有优势与基础，但存在的问题也多多。因集美学村原有各院校成立的时间、背景各有不同，成立的因素、条件、经费的来源和从属也不同，这就造成了各个院校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小圈圈。虽然各校都冠有‘集美’二字，但已少有联系，现在将其合在一起成立集美大学，其难度是非常之大的，其困难也不是普通人所能解决、所敢担当的，要靠政府的决心与支持。因为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一定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将各个院校的旧积习、旧圈圈冲破。要做到集美大学的校务通盘计划、统一管理，财政也统一管理，要有健全的组织，校长要有实权，有决定权。校长要全心全意地扑在集美大学上，不能身兼两职，心分两头。”当时，我在代读这篇书面发言时，紧张得冒汗，在场的各方领导也无不惊骇！因为当时“联办四方”还是强调要实行“松散型”的联合，当时的校长还是异地兼职两头跑。
集美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一路走来都离不开他的关心与支持。他捐巨资帮助学校建立了“村牧楼”、“灿英楼”、“尚大楼”，帮助创办了“诚毅学院”。他在各地捐资建楼，从来不以自己的命字作楼名，而在集美大学建的“尚大楼”的最终命名，是校方与其子女协商安排的，“尚大楼”成了他一生重教兴学的一座丰碑。
他还帮助集美大学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穿针引线工作。尤其在关键的时刻，他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做人之所不敢做之事。为了推动集美大学实质性合并，他先后向中央和省、市领导写了8封长信。1999年，集美大学实现实质性合并后，他又关心起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体制问题。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是1994年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和陈嘉庚国际学会共建的集美大学二级学院。按照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学院实行院董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最初几年，在这个董事会里，集美大学的校长仅是董事而已，根本没有领导权，结果造成了海外某个董事可以左右、干预院务正常工作的不正常现象。2000年8月2日，在新加坡举行“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董事会第二次预备会议”时，作为工商管理学院董事会名誉主席，他便挺身而出，力排众议，针对这个弊端，提出了“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应由厦门市政府、陈嘉庚国际学会、集美大学三方联办，继续实行董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董事会主席由厦门市政府派代表担任，董事会副主席应由陈嘉庚国际学会、集美大学双方代表担任。董事会秘书长应由集美大学领导担任。董事会的董事应三家等分（3×3或3×5）。集美大学的董事名额，可以比其他两方多，但是绝对不能少。集美大学在职校长应兼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另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鉴于以往的教训，人选要慎重，要德才兼备，要有管理能力，要能为人师表。”会上达成共识，做了相应的决定，会后即付之实行。这是集美大学实质性合并后，第一次理顺中外联合办学的二级学院的管理体制。为了帮助学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他还捐助了人民币一百万元。
他是抗战时期集美学校内迁安溪时高中13组的校友。因此，他对集美中学的感情特别深，对集美学校原董事长陈村牧老师也特别敬重。他每次回厦门，第一件事就是到集美看望陈村牧老师。他关心陈老师的晚年生活，为其建立纪念大楼、请人为其写书立传。
他非常关心集美中学，经常到集美中学考察。2000年，厦门市教育局向全国招聘集美中学校长，招聘到新疆的刘卫平校长。起初，他对刘校长不了解，认为从这么远地方招聘来的校长不一定了解嘉庚精神，不一定能把学校办好。经过一年的观察，他发现刘校长有责任心，有水平，治校有方，便下决心支持刘校长。有一次，刘校长告诉他：“集美中学西北角有一块约24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地竟卖给一家公司，现在这家公司要在那里搞房地产，如果这样，势必影响学校今后的发展。”后来，他又听说集美中学在申办示范校，急需建一幢体育馆和学生公寓。于是，他便主动联系陈嘉庚的外孙李成義先生，共同为集美中学捐了1500万港币（当时人民币兑港币是1.06:1），新建了“福山楼”。刘校长想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学历，拟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在职研究生课程班，但是缺乏办班经费。他知道后，主动给学校捐了50万元。两年后，69名中、青年教师顺利结业，获得硕士学位，大家都感激他。他关心刘校长父母与岳父母的健康。他邀请学校的领导、教师到新加坡、印尼考察，亲自安排接待事宜，亲自到机场迎接。他说：“母校来的老师，我要自己去接。”
他把厦门视为第二故乡。他关心厦门的教育事业，关心厦门的卫生事业。1987年，他想方设法帮助集美校友、国际著名医学专家、全美最佳教授李景昀博士，把3000多冊医学藏书，从美国打包运回厦门，无偿地献给中山医院。他还在中山医院建立了“景昀图书馆”和特需病房“景昀苑”。
在他看来，一个城市除了有好医院可以治病救人外，还应该有培养医学人才的高等医学院校。他给厦门巿政府写信，建议由厦门市政府和厦门大学联合创办医学院。洪永世市长对此非常重视，很快就约了厦门大学校长林祖赓教授一起和他商讨怎样尽快组建厦门大学医学院。他不仅提建议，还带头并发动其他侨亲共同捐款，成立了首期医学院建设发展基金。1996年10月11日，厦门大学医学院暨董事会成立，他被推为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他说：“我们的校主陈嘉庚先生，曾经多次努力，要设立厦门大学医学院，皆因条件不足，末能达成。这次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他说的机遇是难得洪市长、林校长如此重视和合作，而他们两位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厦门大学医学院。
他向医学院董事会建议，要从国外引进知名的医学专家担任首任院长。根据当时学校管理体制，根本无法解决外籍人士的任命和外籍专家的高薪问题。还是他出面请当时主政福建的领导向国家教委申请，才准予聘任外籍专家当院长。外籍院长的高薪，由他个人全部承担。他还为外籍院长筹集了一项可观的基金，帮其解决在中国施救贫穷患者及其劳动所得的开支。
为了改善厦门医疗机构的条件和满足厦门大学医学院教学、科研的需要，他和他的亲家吕振河共同捐资1500万元，为中山医院建造了一座24000平方米的大楼。大楼竣工时，他命名其为“振河大楼”，集急诊、抢救、心血管诊疗、临床教学于一体。大楼内专门安排了两层作为厦门大学医学院的临床病房和临床专业教学、实习教室。厦门大学医学院的发起、推动及至成立，是他为善最乐的杰作之一，也是他为善最苦的一段经历。
2002年12月，他得知1991年至2002年香港集友银行向集美校委会派发的股息与红利计达8.4140亿港元，还了解到有关部门把这笔巨款部分派当别用，而集美各校的所得微乎其微。于是，他锲而不舍地由下至上给市领导、省领导、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把这笔巨款真正用到集美各校和集美的公益事业中去。后来，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向省长卢展工汇报，卢展工省长作了批示，省、市有关部门认真执行，才把使用这笔款的“水龙头”扭转过来，逐年加大对集美学校各校支持的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起至2017年，集美校委会用这笔款支持集美学校各校的总数达5.6435亿元。其中集美大学2.9890亿元，集美中学1.3503亿元，集美轻工业学校2，960万元，厦门（集美）海洋职业技术学院2，275万元，集美小学2，770万元，集美幼儿园701万元，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侨校）836万元。厦门大学也得到3，500万元。2017年起设立的“厦门市陈嘉庚奖学金”，也是从香港集友银行分给集美校委会的这笔股息与红利中开支。嘉庚恩泽，源远流长；尚大之功，有口皆碑。
他对陈嘉庚校主的崇敬和对集美学校的热爱，也惠及集美校友总会。他常年捐款支持总会出版《集美校友》双月刊。他曾在总会设立年发20万元的助学金。他与胞弟一起乐捐300万元支持总会建设集美校友会馆。他曾分别给厦门市委书记、市长写信，要求支持总会。他说：“集美校友总会是陈嘉庚于1920年创办的，旨在弘扬嘉庚精神，我恳请市领导多多给予指导和支持。”
2008年7月16日，他给我来信，说：“我是集美中学的学生，听说集美中学要举行建校90周年庆典，这是非常难得的，我深感激动。对集美中学要如何举办庆典活动，只要我力所能及，也会尽一份力，以表达我对集美中学的怀念。”此时，他的体质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10月13日，他给集美中学刘卫平校长写信，允捐100万元，祝贺母校90华诞。22年间，他在安溪，在福建办学、做公益，先后捐输一亿五千多万元。
同一天，他又向集美大学校董会四届一次会议写了书面发言。
此外，他还分别给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罗豪才、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写信，邀请他们参加集美大学、集美中学90周年校庆。没想到这些信件，却成了他最后对集美母校的交代。
2008年11月2日，他因过于辛劳在新加坡家里无疾而终，享年88岁。他逝世后，福建省人民政府再次为他立碑，赞扬他是“东南亚著名华人企业家、慈善家。身居异域，情系桑梓，慷慨解囊，兴办公益事业，为福建和安溪经济、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贾庆林为他题词：“尚公不朽，大爱无疆。”
贾庆林主席赞誉他“大爱无疆”，包含着他在居住国印尼所作的许多贡献，尤其他在其他侨领的支持下，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与财力，帮助了30多万失去印尼国籍的华人重新获得印尼国籍，孩子可以上学，大人可以做工。199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印尼接见他一家人的时候，江主席对他说：“你在印尼做了许多好事，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你在中国做了许多好事，我个人感谢你。”这是他给世人留下的历史丰碑，光耀千秋！
今年农历三月初三，是尚大先生诞辰100周年，仰望星空，我仿佛看到他正慈爱地注视着集美母校，仿佛看到他正眯着双眼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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