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凡

最近，社交媒体上热传一名入选国庆升旗队员(Pakisbraka)的苏拉威西高中女学生，怀疑因其天主教信仰的背景，而巧妙地“被确诊”新冠肺炎(Covid-19)，却以列在第3名的穆斯林女学生替代。虽然主流媒体已作出温和的报道，但在小报及网络上却引发争论。

《罗盘网》(KOMPAS.com)于28日报道，西苏拉威西省(Sulbar)两名被选为今年国庆节在独立宫(Istana Merdeka)总统府的升旗仪队成员，来自玛惹呢县(Majene)的阿利亚(Arya Maulana Mulya)及玛慕如县(Mamuju)的克丽丝迪娜(Christina)，当24日周六被送往省府玛慕如市(Mamuju)集合并与省长安迪(Andi Ali Baal Masdar)见面时，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所以被临时除名，不能搭乘当晚的航班飞往雅加达参加最后阶段的仪队集训。

这突发的情况让现年16岁的玛慕如国立第一高中二班女学生克丽丝迪娜大感震惊，何况，她回到家乡麻玛沙县(Mamasa)后重新进行核酸检测(PCR)，当地卫生局于27日开具的检测结果证明呈“阴性”(Negatif)。她坦承：“当然感到伤心，但我相信在所有事件背后，上天一定有更好的安排。”她在家人陪同下于28日到麻玛沙县相关部门进行投诉。

阿利亚的父亲哈斯比(Hasbi)向记者表明，阿利亚于周六被防疫小组送回家，如今正在自我隔离。他曾在玛惹呢县测试时得到“阴性”的核酸检测报告，不料在省会办理登机程序而复检时，却与克丽丝迪娜一样被检测为“阳性”。希望政府日后给予阿利亚关照。

面对上述热议，西苏省青年体育厅长哈姆齐(Muhammad Hamzih)解析，上述两名学生的核酸检测是按照规制的正式报告，依据国家青年体育部的指示，考虑到首都仍是疫情的高感染地区，“所有旗手在省府的启程仪式后进行核酸检测，隔天从药物食品署(BPOM)得到了‘阳性’的结果，我们呈报雅加达，这两名选手必须隔离治疗而不能随团前往雅加达。”省政府向雅加达提出申请，等两名选手检测呈“阴性”后，还可以参加升旗仪队。但遭上峰拒绝，队员必须于24日晚上在雅加达集合，所以只好从后备队员中选出2人替代。

《呼声网》(Suara.com)于29日报道，有署名(Melkisedek Takatio)的网民在“脸书”平台贴文，他自称是克丽丝迪娜的家人，向佐科总统寄上公开信，详述迪娜被“确诊”后撤离升旗仪队的4项疑点：“首先，迪娜于24日检测呈‘阳性’后，没有得到相应的防治程序，而是让她自己由玛慕如回返麻玛沙县。其次，迪娜是首号队员，列第2的是来自Pasangkayu的学生，但被派往雅加达的却是名次更低的麻玛沙县学生。第3点，迪娜被告知由省政府优先安排参加省级升旗仪队，问题是，既然被确诊，为何还可以参加典礼？第4点，从省会玛慕如回家后，迪娜进行第2次核酸检测，其结果却是阴性。”

申诉人在信末写道：“因为上述疑点，作为号称是文明民族的印尼公民，我们希望也能得到社会公平的对待，在所能看到的事实背后，究竟有什么黑幕？谢谢。”当天午时，记者还继续向有关部位确认、澄清。但网民却等不及了，有人回应：“广泛转发让总统府也知情。”“集合队伍，不断询问以求得到真实的答案。”“在+62这国度真让人可怜。”

麻玛沙县的《东方快讯》(Timurterkini.com)报道，克丽丝迪娜对记者表示，向不遗余力支持她的家人们及广大网民致谢。虽然她承认，因不能到雅加达参加升旗礼而感到伤心、失望，但很克制而得体地说：“就让这个事件，成为我们大家的警示和教训吧。”

这句话让我想起30多年前，有位爪哇族、笃信基督的陆军校级军官吐露心声，他虽努力表现，但仿佛有块玻璃天花板，在调动职务或晋升机会时，总会有黑手“扯后腿”。还有不少优秀的华裔学生，在参加全国或国际学生赛事时，经常会莫名其妙地被“换将”。

优秀的华裔学者黄健国(Christianto Wibisono)于7月22日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在网络流传一些纪念文章。前总统瓦希德曾邀黄先生入阁，但他当时必须陪同在“98惨案”中受害的女儿在国外进行治疗，婉拒了瓦希德总统的好意。黄先生于2019年7月致时任副总统的尤素卡拉的信中说：“且看这个民族如何对待钟万学？打入牢狱！而以业绩记录、工作能力、勤政清廉未经验证的官员替代，只因他是相同宗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穆斯林贫困潦倒，只因他们仍被同宗教的兄弟所愚弄。”说得铿锵有力！

我们相信，中央政府一定能采取公正、妥当的解决方案。若真有幕后黑手，也必然会水落石出。感谢克丽丝迪娜，你这次或许不能到雅加达独立宫参加国庆升旗典礼，但你已经在很多印尼人民心中升起了平等、纯洁的红白旗。你的前途或许并不宽广，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