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利安•布尔沃塞布德罗

（ARDRIAN PURWOSEPUTRO）

1967年至2000年

这个时期布袋哇扬戏被禁止演出。1967年第14号总统令规定，禁止在印尼举办任何形式的中华文化活动。寺庙里的布袋哇扬戏也因此被禁止演出。此后，爪哇各个寺庙都不再有布袋哇扬戏表演。

然而有意思的是，东爪哇的几个寺庙每年仍有布袋哇扬戏上演，其中包括了古多的凤山宫（Kelenteng Hong San Kiong），也称古多宫（Kelenteng Gudo）；泗水的福德庙（Kelenteng Hok Tek Hian），也称杜古庙（Kelenteng Dukuh）。其他寺庙也举办过布袋戏表演但后来都相继停止，如勿里达的保安宫（Kelenteng Poo An Kiong）、多隆阿贡的慈德宫（Kelenteng Tjoe Tik Kiong），还有在岩望、莫佐萨利、绒网、玛琅、罗科占比，以及在雅加达的德禄贡和金德院，梭罗和苏甲巫眉等地的寺庙。20世纪80年代，东爪哇的布袋哇扬戏表演团在北苏门答腊的棉兰有机会举行了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表演。

来自新秩序时期的统治者和军方的压力显而易见。所有带有中华元素的标志和象征，例如带有莲花图案或汉字的祭坛在布袋哇扬戏表演中被禁止使用，闽南语同样也被禁止使用。但事实上，表演中其他内容都使用了印尼语，口白和吟唱部分则仍旧使用闽南语。表演的剧目也要迎合政府口味。爪哇的布袋哇扬戏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到新的篇章。

中华文化备受压制的新秩序时期，布袋戏艺人也经历了一些逸闻趣事。20世纪70年代，爪哇布袋戏大师瑟索莫想在玛琅的寺庙中表演布袋戏却遇到了困难。因为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他不得不推迟原计划持续十天的表演。瑟索莫和寺庙管理员还被要求向当地政府、警察、军方、社会政治部门以及宗教局和文化局报备。最后他们终于取得了表演许可，但却被要求在表演地点周围设立屏障遮蔽，不能让社会大众知道。表演的剧本也受到限制。原先打算表演的《薛仁贵》因其含有政治和战争因素而被禁止，改为表演《西游记》。

三宝垄布袋戏大师张忠义（Thio Tiong Gie），在经历了1967年三宝垄事件后结束了他的布袋戏生涯。和往常一样，表演时观众会给布袋戏艺人送红包。当张忠义打开其中一个红包时感到心惊胆战，因为红包中有张纸条写着“明早请到军分区司令部办公室来”。第二天，张忠义来到军分区司令部办公室被提问审讯。审讯结果表示他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在表演布袋哇扬戏时使用的语言，二是祭坛布上的莲花图案。张忠义解释说，表演使用的是印尼语，只有在开场独白时使用了闽南语，因为这部分无法翻译成印尼语，就算翻译成印尼语也会失去它原来的节奏。但军方并不接受这一解释。而祭坛布上象征着“永恒”的Cung Hwee花图案也被军方当做是与印尼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的会徽“莲花”而禁止使用。（详见《铜锣》杂志2005年第67期VII版，第16页）

直到1970年代末，布袋戏艺人中仍以土生华人居多。后来，那些曾经在布袋戏艺人身边当助手的爪哇学徒也有机会当上布袋戏艺人。例如，瑟索莫自1968年起就当上了布袋戏艺人，来自泗水的阿里·萨迪（Ali Sadi）和布瓦迪［Purwadi，又名迪迪（Didik）］也开始表演布袋戏。

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制作布袋戏木偶的工匠。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土生华人，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是职业的布袋戏艺人。著名的布袋戏木偶工艺大师有来自勿里达的林星全［Liem Sing Tjwan，别名古纳万（Gunawan）］，多隆阿贡的郭哥（Kok），泗水的桑桑（Sang Sang），和古多的陈顺民（Tan Soen Bin）。除了雕刻外，他们也很擅长绘制布袋戏的木偶。

迈入20世纪80年代，布袋哇扬戏艺术家们，其中包括操偶师、操偶师助手和奏乐师都不再是清一色的华人。甚至出现了土生华人操偶师逐渐减少的现象。80年代初只出现了一位土生华人操偶师，那就是来自多隆阿贡的林玉山（Liem Giok Sam），又名桑多索·希达悦（Santoso Hidayat）。正是因为新秩序时期对华人的歧视和压制政策造成了这种转变，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导致年轻一代的印尼华人倾向于选择商业和贸易，远离自己的艺术和文化。

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爪哇族艺人开始登上布袋哇扬戏的舞台。其中有些人也成为了现今著名的操偶师。80至90年代出现的几位爪哇操偶师到现在仍负盛名，例如苏加尔·穆吉奥诺［Sukar Mudjiono，又名 约翰·R（John R）］，苏巴迪［ Soepardi，又名阿里竞（Alicing）］和巴尔迪·库景（Pardi Kucing）。90年代著名操偶师包括苏吉约·瓦鲁约［Sugiyo Waluyo，又名苏布尔（Subur）］，斯拉默［Selamet，又名斯拉特（Sirat）］和埃迪·苏特利斯诺（Edy Sutrisno），来自泗水的苏达多［Sutarto，又名格格（Kekek）］和来自宗班的布万多（Purwanto）。

因为布袋哇扬戏在东爪哇和中爪哇得以传承和推广，所以布袋哇扬戏艺术团培训中心和布袋哇扬戏艺术家团体在上述地区出现也不足为奇了。1967年至2000年，在泗水、古多、勿里达、多隆阿贡和三宝垄也出现了布袋哇扬戏艺人培训中心。这个现象也被视为是对新秩序政权镇压行动的反抗。可惜的是，三宝垄的培训中心只维持到80年代末，至今还没有新一代的接班人出现。

布袋哇扬戏艺人团体也是如此。那时只有三个布袋哇扬戏团，即泗水布袋哇扬戏团、多隆阿贡布袋哇扬戏团和三宝垄布袋哇扬戏团。为了能延续1968年至2000年被禁的古多福和安团的繁荣，林星全（Liem Sing Tjwan），又名古纳万 （Gunawan），创立了多隆阿贡布袋哇扬戏团［2012年10月6日，托尼·哈松诺（别名屠福来）在古多的访谈；2012年7月18日，苏加尔·穆齐奥诺（Sukar Mujiono）在泗水的访谈；2013年6月11日，库瓦多（Kuwato，又名林玉明Liem Giok Bieng）的电话访谈］。詹姆斯·伯连顿（James R Brandon）认为（1993:73-74），90年代，爪哇有20-25个布袋哇扬戏团在运营。他们主要分布在泗水和三宝垄这两个华人较多的大城市。他们主要是为佛寺庆典表演，不曾在公共剧场或是为了个人活动表演。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