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如今，华人阶层与西方古典音乐（下文统称为“古典音乐”）的密切关系可谓众所周知。从演奏者、音乐老师、作曲家、指挥、音乐学创办人乃至音乐厅的拥有者，都能发现华人的名字。这篇初探努力探寻华人在印尼古典音乐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做出的贡献，记载了自19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相关信息。然而，由于时间有限，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收录在内，只有那些他们的华人姓氏能被找到的华人才被记录在这篇文章中。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许多华人女性在古典乐坛上成绩斐然，她们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古典乐派的领军人物。
古典音乐是欧洲人到印尼群岛寻找香料时带来的。华人，特别是土生华人精英分子，除了融入印尼当地文化，也吸收了西方文化。于是，除了收藏加美兰（乐器），克里斯短剑和皮影，土生华人精英家庭还对荷兰文化感兴趣，因为荷兰人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荷兰人建立良好关系会大有裨益（Onghokham, 2008:182-183）。因此，他们也汲取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学习荷兰语。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欣赏和演奏西方音乐，甚至教导他们的孩子学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ues Mozart）和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等作曲家的作品。
最早关于华人精英阶层与古典音乐的记载出自荷兰作家佩雷拉尔（M.T.H. Perelaer）于1883 年出版的作品《爪哇，荷属东印度》（摘录自Onghokham, 2008:183）。据佩雷拉尔Perelaer）在书中的描述，在庆祝1870 年代农历新年时，在郑家（Keluarga The），一个泗水的印尼土生华人高级官员的家中举行西方音乐与舞蹈表演。有趣的是，虽然那个时代华人女性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但郑家的女眷却可以参与到上述的娱乐活动中。可惜的是，关于郑家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并没有更深入的记载。在殖民时期的最后阶段，由于购买乐器、学习演奏乐器以及欣赏黑胶唱片的费用高昂，因此只有某些阶层的人能够欣赏古典音乐。
领军人物：黄仲涵的千金们
据迄今为止得到的数据显示，20 世纪以来三宝垄一直保存着有关印尼华人与古典音乐的历史专刊。也许是因为它是港口城市，西方古典乐团不时会来此处演出的缘故。除此之外，像留声机和黑胶唱片这种新兴技术也已开始问世。
来自三宝垄的著名企业家、传奇人物黄仲涵（Oei Tiong Ham）（1866-1924），鼓励他的女儿黄宗兰（Oei Tjong Lan，1886 年生）和黄蕙兰（Oei Hui Lan，1889 年生）学习欧洲音乐和声乐。黄仲涵的许多生意伙伴都是欧洲企业家，可能就是从他们身上他才知晓了古典音乐。有趣的是，黄仲涵不仅自己学习音符乐谱以及学习演奏乐器，他还允许两个女儿登台演出，进入公众视野。在那个年代，女孩登台演出被人们视作禁忌，因为华人女性一进入青春期就被关在家里，深居闺阁之中（End, 2006: 199, 778）。也许黄仲涵想向社会各界表明，他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思想开明的进步人士。
黄仲涵将两个女儿送到新加坡学习古典乐，那么宗兰和蕙兰的首次演出也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日报》、《东方每日邮报》和《海峡晨报》都于1905 年12 月7 日报道了在旧市政厅举办的一场小型音乐会，这是由著名音乐老师巴塞特·阿雷尔（Basset-Arrall）夫人的学生演奏的。这对年龄分别为19 岁和16 岁的姐妹同其他的学生一起演出。演奏厅座无虚席，新加坡总督作为贵宾也受邀出席。下面是由这对姐妹为大家带来的几首乐曲：
《慈爱》：
黄宗兰和黄蕙兰二重唱
《少女之歌》（杜邦（Dupond）作品）：
黄宗兰（钢琴独奏）
《蝴蝶》（华尔兹舞）：
黄蕙兰（歌唱）
《合唱团》：
学生合唱，其中黄宗兰担任女中音，而黄蕙兰则担任女高音
《浪漫曲》：
黄蕙兰（歌唱）
《鞑靼进行曲（格雷奇（Grech）作品）：
黄宗兰（歌唱）
《小夜曲》（古诺（Gounod）作品）：
黄蕙兰（歌唱），黄宗兰（钢琴）伴奏
《挪威婚礼进行曲》：
黄宗兰（钢琴独奏）
《东方每日邮报》对黄仲涵的两个女儿给予特别点评，称她们在歌曲《慈爱》中所表演的二重唱“对于新加坡来说宛若一种新事物”，两种嗓音的完美配合更是为当晚的观众们带来了特别惊喜。这对姐妹出色地表演了这些难度系数非常高的乐曲，不仅赢得了观众们的欢呼喝彩，也使得辛勤教导她们的老师感到欣慰。黄宗兰用钢琴演奏杜邦的作品同样也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最后，黄蕙兰向说英语的观众们完美演绎了一首法语歌曲《蝴蝶》，并获得了特别称赞。后来，黄蕙兰以著名中国外交家顾维钧（V.K.Wellington Koo）太太的身份更为人所熟悉。在国外成功获得赞美后，黄仲涵鼓起勇气向家乡三宝垄展示他的女儿们的才能。
1907 年3 月，黄蕙兰自己出面为当地的中华会馆（THHK，Tiong Hoa Hwe Koan）学校筹集资金，她两位来自新加坡的12 岁表妹为她的表演作钢琴伴奏。殖民政府华人事务顾问亨利·保罗尔（Henri Borel）也观看了这场表演，他评价道，这场表演是荷属东印度的华人女性进步的标志，但他也提醒道，对于一部分华人社会来说，女性在公共场合演出还是欠妥（Borel, 2017）。两年后，黄宗兰、黄蕙兰两姐妹才正式开始在三宝垄登台演出，并由陈秀莲（Caroline Valentine Tan Souw Lien）、陈依薇（E.V.Tan）两姐妹陪同，她们都是黄仲涵志同道合的朋友陈传顺（Tan Toan Soen）的女儿。这段四重唱表演演唱了法国作曲家的作品，目的是为了给美西那（Messina）[位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区（Sisilia）]和中国的灾区筹款。这场演出进行的非常顺利，筹到了超过4,000 荷兰盾的善款（“Wat de Chinees Vertelt”,1909）。
黄仲涵对两个女儿所采用的开明进步的教育方式，获得了后来的民族女英雄卡蒂尼（Raden Ajeng Kartini）的高度赞许。在1902 年1 月3 日给干娘阿本达侬女士（Ny.Abendanon）的信中，卡蒂尼称赞黄仲涵，说他既是一位乐善好施、济贫救危的慈善家，同时也是一位培养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女儿们的父亲。（Kartini 2000: 219）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