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1, 2022

       ·西安“孕妇流产”事件 观察者网：在疫情常态化两年的情况下，西安封城还是出现了孕妇流产、病重家属去世等恶性事件，背后可能是哪些原因和问题？ 吕德文：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来回答。 第一，这些事件是个案还是系统性事件，如果只是个案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准备得再好，系统再完备，也会出现漏洞。 如果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状况，就说明整个防疫系统出现了问题。疫情防控两年了，如果还是存在这种系统性的问题是不可理解的，也是必须批评的。 现在西安疫情社会面已经稳住了，说明西安整个防疫系统是没有问题的。这两年，我们国家形成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策略起了作用，比如动态清理、快速风控、大规模核酸检测等一系列的制度流程，西安这次也做了。 在体系流程做到位的基础上，西安的防控体系存在漏洞，比如医院入院流程、社区防控、物资保障等，导致出现一些极端案例。武汉封城的时候准备不足，普遍的物资供应有问题的，西安不是这样的，中国这两年的防疫经验在西安是起到了作用的。 第二，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大家都说“西安抄作业也抄不会”，我觉得哪怕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城市也有差异，哪怕防疫系统是一样的，但是系统执行经验、执行条件和环境也很不一样，所以最终结果会有差异。 比如，西安从精准防控到封城之间的转换时间。西安一直都采取精准防控策略，去年举行全运会的时候，我们很多同事去西安调研，来回都严格按照要求做核酸检测，那个时候采取的措施非常严格，对市民的生活确实有干扰，西安市民也有一些意见。所以西安想采取精准防控策略，尽量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干扰。 前几个月，我们国家卫健委也在倡导学习推广上海的精准防控经验，应该也有这种政策性的因素，全国也都在学习经验，尽量不采取封城措施。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对西安当时采取的措施是有影响的。 西安有条件做到采取很严格的措施，但是它想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最后证明这样效果不是很好，所以采取了封城措施。 决策本身是有差异的，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对决策本身用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我们只看到有那么多经验可参考，没有看到西安城市的一些特殊情况。 西安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同时，也在学习上海经验，跟决策本身是一样的，除了讲科学，也要讲经验。 另一方面，这次西安疫情是武汉以来最大的一次疫情，它的传播能力和数量对整个防疫系统有不小的挑战。 过去这两年来，除了武汉只有少数几个城市采取过封城措施。一旦封城的话，整个城市运转体系要重新组织，没有经历过封城的城市，确实经验方面或多或少都有漏洞，问题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比如说收治普通病人的医院就很典型，医院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防止疫情传播，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当时制定的细则可能就没有考虑到危急重症患者。 对于基层执行者来说，他就面临两难，一方面他肯定不希望出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执行这种防疫要求。 医院管理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情况下，救治病人是第一位。从医生的伦理和医院的社会职责角度来讲，他们做的不对。 说远一点，基层确实面临这种困境，很多东西和规则是基层边做边形成的惯例或习惯，没有做过、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 从宏观上来讲，当时西安政府采取封城措施，肯定大致考虑了民生保障问题，比如计算好这个城市每天要消耗多少蔬菜水果等，但是要送到每家每户，这中间还有很多流程，比如人员不够、社会组织不够等。 我们在基层也做了很多调研，一些流程和管理就是很难做到非常完美，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西安出了这些问题，直面批评并尽力去改，而且对个案负责任，防疫系统也还在起作用。守土有责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经验，地方官员有属地责任，地方只要出了问题，只要结果不好，就得负责任。 观察者网：针对“孕妇流产”事件，有一部分舆论指责西安高新医院是一家私立医院，这个舆论背后反映了什么？ 吕德文：我谈一下比较抽象的看法。第一，这肯定是一个责任事件，已经定性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一样，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责任事件。 医院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在疫情防控中应该服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挥，在紧急状态下，公立和私立医院都要听从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医院管理本身的问题，跟医院性质没有关系，高新医院的护士、医生、保安对防疫的规则管理出了问题。 第二，舆论怀疑也有合理性。一般来讲，私立医院承担的社会功能确实比公立医院要少一些。两者性质不一样，私立医院是总经理和公司制，公立医院一把手是党委书记。 如果是公立医院，党委书记一把手和医院院长的领导体制是比较通顺的，跟我们疫情防控指挥的系统对接是比较顺畅的，公立医院承担紧急状态功能和公益责任也是比较顺畅。 观察者网：在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官员政绩表的最大加分项的情况下，基层愈发缺少社会治理主动性，这让我们不禁反思是秩序服务于人还是人服务于秩序。在疫情防控等非常时期，如何给予基层一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吕德文：特殊时间我觉得自主性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担当的意识，特殊时期有很多情况，我们制度上是很难全都考虑到。比如西安孕妇的例子，确实涉及到医院主管和整个管理体系里一线的担当和责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让他们有这个担当的意识，简单讲跟基层干部的素养有关系。 第二，基层干部有担当意识，也要给担当空间，这就跟上级和制度环境有关系。要是他担当以后出问题了，反而被追责，那就会打击干部的积极性。我们大部分基层干部是有这个担当意识的，但条件能否达到，要画个问号。 比如说疫情防控紧急状态，很多事情是模棱两可的，采取一个措施，成功了是有担当，不成功就会被认为是乱作为。 举一个例子，出现大规模疫情后，是采取极端封城措施，还是采取追踪科学防疫，从本质上来讲都有它的合理性。对我们基层政府来讲，都是具体环境里面进行决策。 也就是说，应该有比较好的制度环境，不管采取哪一种决策方式，只要遵循正常的流程，以解决问题为初心，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最后证明这个决策不太合适，也不能追究干部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我们过去两年有个很大的教训，一个地方出现病例以后，首先就把地方主管处分了再说，这是有问题的。出现疫情就撤职对基层干部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疫情有不确定性，也不是个人主观上可以做得到的。 今天防疫常态化了，常态化怎么理解？就是哪怕紧急状态，也要当成一个正常的事件去对待。在复杂的决策环境里，怎么样去让基层干部能够安安心心地工作，我觉得这很重要。 ·从一码通崩溃到数字治理 观察者网：这次西安疫情也有被处分的官员，西安一码通在先后崩溃两次后，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被停职检查，这种处分是否合理？ 吕德文：这个事件和西安孕妇流产事件的处分是两个性质。西安孕妇流产事件当事人在医院外等了两个小时，管理流程和向上传达都有问题。假设西安高新医院是因为没有接诊能力收治病人，若是因为这个问题来追究责任就不合理。 武汉疫情的时候，很多地方突然蹦出病例，这跟官员的应对和反应没关系，但是只要有病例马上就把基层官员处分了，那是不对的。 对上级政府来讲，群众意见大肯定就是你没做好工作，但实际去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基层人员已经加班加点两个月了，很多情况是不受控的。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上级监督，尤其是问责要谨慎。问责从上级机关角度讲，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回应群众的诉求，给群众一个交代。 处分主要的责任人，就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政府表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服务做的不够，具体落实到一个主要责任人，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 第二个，问责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工作的改进，通过问责来举一反三，让别的地方吸取教训，这两个功能是同时具有。 但是往往在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下，哪一个功能为主很有讲究，在平常非紧急状态下，公众舆论可能不是很大，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促进工作的改善，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在紧急状态下，民众老百姓意见很大、民怨沸腾的时候，政府要满足群众的诉求。从具体的工作讲，干部也没错，但从系统角度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人做一个处分处理。 我们治理体制的运转必然要面临矛盾，没有十全十美，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或者作为一个新闻报道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看它的这种复杂性，很多事件都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并非是非黑即白的。 观察者网：西安一码通崩溃后，相关部门给出的回复是“非必要不亮码”，这也引起了民众群嘲，这暴露了我们政府数字治理中哪些短板？ 吕德文：相关部门回应“非必要不亮码”应该是出了问题以后的权宜之计，实在没办法，只能是很无奈的一种回应。 数字治理能力对于我们每个地方政府都是考验。在我的调研中，一般人认为数字治理是技术问题，其实不是，本质上还是权力问题。 现在，数字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包括一码通的技术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只要搞数字治理，就会关系到数字的所有权或数字主权。 比如，大数据部门的一码通涉及到很多信息的收集，这些信息涉及到部门之间的连接和联动。

5年后，许家印将恒大集团的总部搬回了广州。 1月1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获悉，恒大集团已从深圳总部大楼搬离，目前深圳总部大楼“恒大集团”的牌子也已被拆掉。 据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恒大集团已经在2021年12月份从该大楼退租，将总部搬回了广州。 早在2017年12月19日，两宗位于南山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挂牌总价86.89亿元的地块被中国恒大和万科分别收入囊中。 当时，编号为T208-0054的地块由恒大集团摘得，土地面积10376.8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92万平方米，挂牌起始价55.52亿元，土地使用年限30年，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建成后，其中8.68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部分可按规定销售，物业用房全体业主共有，其余部分自规划验收之日起15年内不得转让，其中文化设施用房届满后限整体转让。 而恒大集团已经在2017年中旬已经正式将总部从广州市搬迁至深圳。 2017年6月1日，成立于1996年6月24日的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已更改为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126号卓越后海金融中心3901房，注册资本由28.78亿元变为33.83亿元。 当时，恒大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位于深圳红树湾豪宅区。整体看来地处整个深圳市的中心区域。具体来讲，超级总部基地由滨海大道、深湾一路、深湾五路、白石三道、白石路围合而成，总用地面积117.4公顷，建设规模总量高达450万至550万平方米。

面对当前疫情，“米袋子”“菜篮子”是否无忧，成了不少身在津城的居民最挂心的问题。 一场稳定市场、畅通运输的物资“保供战”正在天津打响。 　　必需品供应是否充足？ 在天津物美超市（华苑店），货架上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种类齐全，顾客采购秩序井然。 “竹华里小区在超市附近，近几日一些居民不能出门买菜，超市的线上订单比平常增加了5倍。”天津物美超市（华苑店）店长张俊说，超市在竹华里小区设有取货点，周边居民下单后，超市能够第一时间将商品送到社区。 在已划为防范区的天津市津南区双林街道象博豪庭社区，小区内几家超市的物资供应也十分充足。记者在其中一家超市看到，店内不仅新进了草莓木瓜、白菜萝卜等蔬菜水果，酸奶零食等休闲食品也一应俱全。 疫情发生后，天津市区两级商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市场保供应急预案，组织40余家超市、菜市场为封控小区进行点对点配货供应。 天津市津南区商务局副局长刘勇介绍说：“津南区已启动生活必需品保供机制，与封控区、管控区附近的38家大型商超、菜市场、批发市场进行联动，目前全区生活必需品的储备能够达到3000吨。截至目前，我们已在封控区内建立了超过7个物资投放点，投放物资总量超过10吨。” 　　市场价格是否稳定？ 张俊向记者一一盘点起超市内蔬果的价格，“目前民生商品正值促销期，没有因为疫情而涨价。” 在天津市的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内，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均价也没有出现较大波动。“小区内的超市每天都会供应蔬菜、水果、肉蛋、速冻食品等，品种齐全，想买的东西基本都能买到，价格也一直比较稳定。”家住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津南新城合畅园小区的马晓冬说。 为保证生活必需品量足价稳，天津市近期屡出实招。 天津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周路介绍说，天津市商务局加强市场监测，随时做好应急投放准备。“随时掌握240余家生活必需品企业进货量、销售量、存货量及批发零售价格情况。” 　　供应运输链是否畅通？ 供货物流中心位于天津市西青区、超市位置在天津市津南区，刚刚接到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范围的通知时，天津物美超市（葛沽店）店长苏子林犯了难。“如果车辆难以通行，店里的货品就无法及时补充供应。”苏子林说。 苏子林的担心并未持续太久。在天津市津南区商务局的协调下，39张“津南区疫情防控工作车辆通行证”很快就送到了他的手中。 “拿到通行证后，我们在缩短运输时间的同时，也能够从物流中心将货物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津南区的6家超市中，再供应到封控区、管控区附近的物资投放点上。”苏子林说。 运输渠道的畅通是保障供应的基础。刘勇表示，截至目前，天津市津南区商务局已为多家超市、菜市场发放津南区疫情防控工作车辆通行证450余张，解决运输难题，保证生活必需品的运输。 “天津市区商务部门在推动相关企业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为重点民生商业企业开具证明，确保正常营业。同时，我们积极协调周边省市，畅通了生活必需品进津通道。”周路说。 “储备粮仓”的强大支撑，更给津城居民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宏说，天津正在积极推动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拓展货源，加大进货规模与库存备货，保持天津生活必需品市场稳定。“天津市肉、蛋、菜、盐、奶、瓶装水、方便食品等储备商品均保持满仓状态，一旦需要将立即启动应急投放工作预案，保证储备商品及时调出、迅速投放市场，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充足。”李宏说。

据“国家邮政局”微信公众号1月11日消息，近日，“春节期间快递停运”的消息又在网络上传播开来。经核实，该传言为假消息，今年春节期间，EMS、顺丰、京东物流等主要寄递企业均表示“春节不打烊”。针对春节期间的快递服务，国家邮政局在2021年12月30日就发出通知，要求节日期间各寄递企业统筹安排运营资源，提前做好运力和人力调配，维护基层网点运营稳定，切实保障节日期间人民群众用邮需求和行业安全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