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3, 2022

近日，在美国工作的病毒学家刘善虑所在的大学医学院向大家通报，医院迎来新冠疫情以来最高的住院人数，再加上医护人员感染造成的人手不足，现在所有非紧急的手术都要暂停或延后。 刘善虑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病毒和新发病原体研究项目主任，与他合作的科学家、医生，他周围实验室的同事和工作人员，已经都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一位美国华人这么形容：如果你还没听说有哪个朋友感染，那么只能说明你在美国没朋友。 在圣诞新年双节的加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传播，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美国新增感染者中的占比从1%飙升到95.4%，毫不费劲地取代了已经流行了大半年的德尔塔。1月3日这一天，美国当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100万，创造了世界上所有国家自新冠流行以后的最高每日统计数。 不仅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奥密克戎的冲击使得它们面临着新冠疫情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新增病例数呈指数级增长。截至1月7日，奥密克戎已在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被检测到。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奥米克戎变种引发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呈“海啸”之势，传播性更强的奥密克戎与德尔塔同时传播，将继续给精疲力竭的医务工作者和处于崩溃边缘的卫生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并再次扰乱人们的生活和生计。 新冠病毒以这种强势的姿态，开始进入它大流行的第三个年头。人们看不到疫情有任何要好转的迹象，但这一次，却有一些观点认为，奥密克戎是大流行结束的助推器，但是，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 群体层面危机大于个人健康风险 一位旅居巴黎的华人写道，“我在感染（奥密克戎）期间，都没有出现发烧或者是丧失味觉嗅觉这两个典型的新冠症状。相反，我就像是得了一场冗长的感冒，头疼、乏力、咳嗽、四肢酸痛、鼻塞、头晕。而跟我一同感染的朋友，因为打了加强针，出现症状的时间比我还短，只不过稍微咳嗽了三四天就完全没事了”。 不管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特性还是疫苗的作用，奥密克戎的症状较轻，重症率低，临床医生们也都普遍感受到这一点。在纽约，美国疫情的“震中”之一，长老会医院急诊主任医师拉胡尔·夏尔马说，住院人数在增加，但进入重症监护室或者需要插管的病人远远少于此前几轮疫情暴发期，大多数来急诊室的感染者很快就出院了。 美国新冠住院人数已经超过历史记录。1月10日，美国共有132646人因新冠病毒住院，超过了去年1月132051人的峰值。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新冠感染者人数的激增也都没有带来同等比例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大幅上升。在2021年年末，伦敦单日新增病例数量几乎是同年年初高峰期的两倍，但入院人数、使用呼吸机人数只有当时的50%和20%，这两个指标自2021年8月以来一直维持平稳。目前，英国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80%，三针疫苗接种率超过50%。 不过，即便健康人群感染奥密克戎后的症状轻微或无症状，还是可以将病毒传播给更脆弱的人，包括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或免疫力缺损的人群等等，不应该掉以轻心。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有流行病学专家指出，假设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是德尔塔的四倍，但致病性是德尔塔的一半，那么住院人数还是会翻番。 奥密克戎造成的感染数字太庞大了，远超过之前的几波疫情。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IHME）根据奥密克戎的流行病学特性进行了模型预测：从2022年1月1日到3月1日，美国可能会出现1.4亿新的感染者，高峰期将出现在1月下旬，每天新增感染峰值可达280万。这个数字意味着，接下来三个月的感染人数，就与美国过去两年的感染总数相当。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资深教授张作风在社交媒体提醒说，奥密克戎可能在年青人身上是轻症，在年老、体弱、高危人群就是重症，这类人群应该赶紧接种加强针。 一种普遍的担心是：奥密克戎带来的威胁，可能更多是群体层面。因为此前德尔塔疫情已经波及了许多国家，大部分国家的医疗体系已经达到极限，医护人员疲惫不堪，奥密克戎的超高传播性足以严重地冲击医疗体系。 刘季高是美国亚美医师协会会长，同时也是纽约市一家私人诊所的医生。据他了解到的情况，虽然当地一些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不像疫情初期那么爆满，但普通病房的病人在增加，病床使用率大约从70%上涨到90%~95%。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在感染率太高，10%~15%的医护人员因为感染而被隔离，医院无法全员运转，医院随时都有爆棚的可能。 为应对激增的患者，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已在2021年12月30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计划重启“南丁格尔”临时医院以应对未来可能暴发的奥密克戎入院潮。NHS还计划将把全国多个地点的健身机构、教育中心等设施改造为临时治疗场所，提供总计约4000个临时床位。英国国防部1月7日表示，已经提供200名武装部队人员，在未来三周支持NHS。 任由看似“温和”的奥密克戎在人类社会扩散，已经带来了远远超出医疗系统的混乱。在高感染率的国家，奥密克戎的影响正在各行各业显现。以航空业为例，仅1月7日，美国就有2300趟航班因员工感染、人手不足而取消；同一天，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通知，因为防疫要求带来的旅客减少以及人员缺勤，到1月31日之前，将取消15%的航班。 1月2日，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每天的感染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且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需要自我隔离至少7天，政府预计企业和公共服务将在未来几周面临中断。声明提到，到目前为止，奥密克戎对公共卫生部门造成的破坏在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控制，但公共部门的领导人被要求针对劳动力缺勤10%、20%和25%的最坏情况拟定计划。 重新适度收紧 为减轻奥密克戎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冲击，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用适当程度的公卫措施来降低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延缓其对医疗系统造成的挤兑，并换取时间以了解病毒特性，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但细看起来，各国的措施却各有不同。如果将管控程度看作一个由松到紧的光谱图，决定一个国家在哪个位置的，是其疫苗接种率、医疗系统承压能力、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 圣诞节过后，德国开始出台一些收紧政策，从2021年12月28日起，接种过疫苗或康复的感染者，私人聚会被限制在最多10人的范围内，对于未接种疫苗者，每个家庭最多允许接待两名访客。1月7日，措施再度升级，进入餐厅和酒吧需要出示已接种加强针证明，或者基础接种+核酸阴性报告。 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教授陆蒙吉解释说，德国的疫苗接种率还没有达到预期，差不多只有71%人口完成两剂接种，38%人群接种了加强针。在欧洲，疫苗接种率是管控程度的最重要依据，相比之下，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现在接种率都更高。 法国是目前欧洲新发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继圣诞节当天，法国新增病例突破10万后，1月8日再创新高，已接近30万例。鉴于此，法国在2021年12月27日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但跨年夜并没有实行宵禁，紧接着，1月3日的开学日，法国学生照常返校。政府的信心正来自于，该国90%的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都已完成接种，现在法国人是“世界上被保护得最好的”人群。 荷兰是欧洲第一个采取全面封锁措施的国家。2021年12月18日，该国政府宣布，当前已经采取的措施不足以确保医疗系统的压力仍在可控范围内，因此，荷兰将从12月19日开始进入封锁状态，最少持续到2022年1月14日，措施包括，人们尽量待在家，每日家庭访客不超过两人，教育机构关闭到1月9日等等。 欧洲独立媒体分析，荷兰既不愿意像西班牙那样戴口罩，又没有比利时那么数量充裕的呼吸机，没有丹麦强大的病毒检测和监测体系，没有意大利的义务免疫计划，又没有芬兰学校的小班教室……所以，只有严格封锁。而且加强针接种率为31%，在欧洲仅为中等水平。 刘季高回忆，圣诞节的时候，纽约曼哈顿热闹的42号街，人群摩肩接踵，毫无保持社交距离的意思。当美国继续走向开放时，同处北美的加拿大，却在走向封锁。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餐馆、音乐厅和健身房已经关闭，学校改为远程教学，停止非紧急手术；魁北克省规定晚上10点宵禁，并禁止人们到教堂做礼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叫停室内婚礼和葬礼接待…… 对奥密克戎不同的态度，源于美国与加拿大在医疗资源、救治体系等方面的差别。以加拿大人口最多的联邦省份安大略为例，最新官方数据显示，该省每800名居民才拥有一张ICU或急性护理床位，而纽约的这一比例为420：1。 加拿大一些资深卫生官员还强调，在社会心理上，加拿大人对政府有更多的信任，对于新冠病毒带来的死亡和重症的容忍度也比美国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前校长、曾指挥过加拿大SARS防疫的大卫·内勒就很不理解，以美国强悍的科学和医疗实力，在保护公民免受感染和死亡方面，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的表现根本说不过去。 持续地放开是主流 一位在美国马里兰工作的生物医药行业员工分享，前一段时间，公司基本每天都有员工报告新冠阳性，刚开始，大家都很紧张，都做深度消毒和清洁、隔离。现在阳性员工多了，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否则公司就得关闭好几个月。“现在对策就是，阳性就回家休息，其他员工照常上班。现在陆续有阳性员工康复回来上班了，基本都是轻症，大家也无所谓、也不害怕，只当是用活病毒来作疫苗加强针了。” 潮水般涌来的奥密克戎，不管是由于它对于社会运转的严重干扰，还是人们心理层面的疲软和放弃，都冲击了此前一套标准化的流调追踪、隔离、检测等公卫措施。不光是一个企业，在政策层面，出于务实的考量，在很多欧美国家，这类试图最大程度控制感染的努力都正在被逐渐放弃。 在2021年12月的倒数第二周，美国疾控中心（CDC）更新了指南，建议人们在诊断新冠后，隔离期可减少至5天，而不再是原来的10~14天。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或者症状在5天后明显好转或消失，患者可以自行解除隔离，无需复查核酸检测，但仍应在接触他人时戴口罩。 至少包括以色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都已经在近期宣布，缩小密接者追踪范围，缩短感染者隔离期至5~7天。这种政策的突然调整激起了一些民愤，有些人认为，这是把商业、政治的考量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 对此，美国CDC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解释说，基于过去对呼吸道传染病和新冠病毒的了解，85%~90%的传播都发生在感染病毒后的前5天，此后的传播风险大大降低。人们可能会在感染后最高长达12周的时间内，都能够检测阳性结果，但后期的传染性已大大下降，因此核酸复检的意义不大。 这个规定让很多因为感染而隔离的人，尤其是公共服务部门人员，比如医护工作者，可以尽快回到岗位，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当然，这不是最稳妥的政策。刘季高说，有的人在家待几天就去上班了，也不一定达到时间要求，也无从得知接触隔离后是否还携带病毒。但这不光是一个医疗决策，也更多是平衡经济、就业等社会情况。 与缩短隔离期的目标相适应，英国规定，从1月11日开始，使用LFT（测流抗原检测）快速检测呈新冠阳性、但没有症状的人士，无需再进行PCR核酸检测确认，即开始自我隔离。这一决定将大大节省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感染者的隔离时间。LFT快检的灵敏期是病毒载量较高、具有传染性的期间，意味着政府不再寻找那些潜伏期或者感染后期传染性较低的无症携带者。 几个月前，与新加坡、越南、韩国、新西兰等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是旨在实现“零感染”目标的国家，即通过隔离入境人员、大规模核酸检测来将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极低水平。 2021年8月，澳大利亚发布了“转变新冠应对的国家计划”，正式将疫情防控焦点从抑制社区传播转变为预防住院、重症和死亡，从“前疫苗”环境转变为“后疫苗”环境。在这之后，澳大利亚疫苗接种急追猛赶，到12月末，疫苗完整接种率已经达到79%。 针对奥密克戎，澳大利亚的策略曾一度收紧，重新要求室内需佩戴口罩，加速推进疫苗接种等，但仅过了一周，即2021年12月30日，该国政府宣布，降低检测、追踪、隔离等公卫手段的重要性，不再进行详细流调，只追踪感染者的家人，同时，无论疫苗接种状态，统一建议隔离7天，直到第6天检测结果为阴性。这是因为，该国卫生部说，“在一个高传染的环境，这些措施已经不再有效，政府层面的公卫应对将聚焦最高风险，日常管理将更加依赖个人的参与”。 从2021年12月26日起，新加坡卫生部也调整了应对奥密克戎的措施，大幅度地放松一些措施，在疫情中与病毒共存。 “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国度，需要保持境外人员和货物的流动，边境封锁在这里不现实。”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古阿烈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写道。他解释说，由于新加坡疫苗接种率非常高、加强针覆盖率不断扩大，感染新冠导致严重疾病的风险现在已降至较低水平，更接近于流感，而不是2020年的新冠，因此，实施对经济和社会具有破坏性的严格措施没有意义。 新加坡的这番考虑，也是很多国家调整防疫策略的原因。1月5日，在欧洲奥密克戎流行最为严重的法国，颁布了一条新规，允许无症或症状轻微的医护人员感染者继续在岗，无需任何自我隔离。两天后，德国也最终决定，不再严格遵守世卫组织的规定，新冠感染者的密接者，如果接种过加强针，或者在过去3个月内完整接种过疫苗或康复，都将不再需要隔离。其他所有人如果没有症状或症状已经缓解，可在10天后结束隔离；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则可缩短至7天。 “以后阳性病例，只要不生病就不管了，就继续上班，不必隔离。否则整个政府机构，甚至小到包括城市清理垃圾的人员，都因为感染人数太多而陷入瘫痪。”陆蒙吉说，疫情倒逼全社会在走向更开放的模式，不应该顽固不化地死守着过时的策略。 在这方面，更为激进的是南非。这个最早报道了奥密克戎的国家，在2021年12月24日宣布，不再对检测阳性、但无症状的奥密克戎感染者进行追踪、隔离，只要他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政府说，如果不调整政策，许多人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被要求待在家里，没有收入，与新冠感染者接触的儿童，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因此，南非专家委员会将公卫政策聚焦在免疫计划，而不是追踪和隔离措施。 2021年12月30日，南非宣布，该国已经度过了奥密克戎带来的第四波疫情峰值，死亡人数没有出现大幅上升，并在同日宣布，将取消宵禁，室内外活动人数限制放宽，但室内仍需戴口罩。 有条件地“与病毒共存” 人类对于疫情结束的期待，已经一再被推迟。2021年春天，曾有一种乐观的情绪。当时，一大波新冠疫苗被批准应用，其中两款mRNA疫苗由于有高达90%的保护力而被人们寄予了厚望。人们期待着，当全球70%~9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就可以建立起群体免疫的屏障，从而终结疫情。 但病毒的进化、世界各国的疫苗分配不均与疫苗接种人群逐渐减弱的免疫力，使这种希望逐渐破灭了。一个新的共识是，未来全面接种第三针后，病毒仍可能会维持一定水平的传播。 即便在疫苗高度接种的人口中，就像新加坡，古阿烈说，一旦恢复开放，还是会有大量社区传播。因此，这可以得到一个经验，在过去新冠病毒低传播或者清零的国家，在与公众沟通时，需要谨慎地提出这一点以避免公众出现错误的预期。 “从新冠病毒流行以来，它的超高传染性就注定它不会像SARS病毒那样消失。”古阿烈说。 当奥密克戎打碎了清除病毒的可能，一些公卫专家却认为，其不可遏制的流行，如果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有利于疫情的结束。比如，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首席流行病学家Tyra Grove Krause就表示，我们可能正在经历最后一波大流行，因为奥密克戎的感染能带来高水平的群体免疫。

为保持身材，代餐粉如今成了市场上热销的新产品，面对市面上品牌、种类繁多的代餐粉产品，为较全面地了解市场上销售的代餐粉的质量状况，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8个品牌的代餐粉开展比较试验。结果发现，一半样品在标签标识上存在问题，Keep一款样品中4种维生素指标的实测值低于标签值。 市消协表示，本次进行比较试验的代餐粉品牌涉及Smeal NOTO、Keep、桂格、绿瘦、芊动、活力达、诺特兰德和汤臣倍健8个品牌，产品属于固体饮料，均为电商平台上销量靠前的产品，样品涵盖范围较广，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次比较试验中，有2款样品的维生素指标标签值与实测值不符合标准要求。它们是绿瘦红豆薏米蛋白固体饮料维生素A标签值为217μgRE/50g、实测值为407μgRE/50g；Keep高纤蛋白奶昔（伯爵奶茶味）维生素B6标签值为1.08mg/100g、实测值为0.367mg/100g，维生素C标签值为121.7mg/100g、实测值为57.0mg/100g，烟酸标签值为19.28mg/100g、实测值为7.084mg/100g，叶酸标签值为218μgDFE/100g、实测值为140μgDFE/100g。其他样品维生素指标均符合相关要求。 市消协表示，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的卫生指标检测全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未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但比较试验中的8款固体饮料样品营养素含量差异性较大。消费者在选购中可以参考产品标签和营养成分表，根据需求选购适合自己的产品。

当地时间1月11日，俄罗斯军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附近四地举行实弹演习。 据媒体报道，俄西部军区11日在斯摩棱斯克、沃罗涅日、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四个位于俄罗斯西南部、靠近乌克兰的地区举行实弹军事演习。据俄国防部介绍，约3000名士兵和包括T-72B3坦克和BMP-2步兵战车在内的300余件武器装备参与了本次演习。这次演习也让俄军营级战术群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俄乌持续紧张的关系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之前乌克兰情报局高官率先发声，宣称俄军在俄乌边境部署了近50个营级战术群，近10万大军可能在2022年初对乌克兰发起攻势；后来，《华盛顿邮报》又援引所谓的“情报文件”称，俄正计划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将动用100个营级战术群、约17.5万大军。 美乌的所谓“情报”多少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但它们不约而同的将“营级战术群”作为俄军威胁的计量单位确实却非常值得关注。近年来，西方世界谈及俄军时营级战术群是绕不开的字眼，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究竟是怎样一种作战编制。 车臣战争催生俄军营级战术群 “营级战术群”这一字眼在俄军中的应用始于车臣战争，“战术群”并非典型的苏/俄军语，它可以理解为一种临时编成的地面作战部队，即在作战（训练）任务时，根据任务需求为原有作战单位配属相应的作战支援力量，以提升作战能力。 这种“战术群”之所以会在营级单位中 “发扬光大”，主要是因为其规模适度，是一个可以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基础作战单元。我军正在进行的陆军转型中，类似概念的合成营便被担当着陆军基本作战单元的角色。与我军在新时代改革中主动赋予合成营的角色（固定编制）不同，俄军的营级战术群通常为临时编组。可以说，这背后充满着种种无奈。 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刚经历苏联解体的俄罗斯经济萧条、国力不济，这种大环境下俄军因军费、装备、物资短缺而举步维艰，军事训练和战备松弛，进而直接导致了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惨败。到了世纪之交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前不久，俄军的军费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整体形势依然不佳，但受第一次车臣战争等事件冲击的影响，“随时能战”的常备部队规模还是有所增加。这些常备部队多为旅、团级单位，以及少数的师级王牌部队。 1998年，也就是二次车臣战争前一年，时任俄军总参谋长的克瓦什宁力主在常备部队基础上引入营级战术群，并展开部署，这也是俄军首次大规模引入营级战术群概念。当时的营级战术群全部是在常备部队基础上抽调兵力组建，1个典型的营级战术群由1个标准摩步营（或坦克营）和加强配属的炮兵营、坦克连（或摩步连）、防空营、反坦克营以及战斗支援单位组成。通常，1个团成立1个营级战术群、1个旅成立2个，如果当中的标准摩步营（坦克营）是从师所属团抽调的话，那么配属的加强兵力则由师所属战斗支援部队以尽量保持原团级作战单位的战力。除了陆军之外，俄罗斯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也组建了营级战术群。 第二次车臣战争打响后，检验营级战术群成效的时刻也随之来临。根据俄军高层的决策，基本上放弃师、旅、团级单位成建制开往车臣，而是由俄军广大常备部队派出上述组建的营级战术群前往参战，它们的上级部队则留在驻地随时补充战损。俄军派遣营级战术群前往车臣的主要考虑是希望减小参战部队的规模，并且也认为这样的规模是“够用”的。反过来说，俄军当时之所以决定成规模组建营级战术群应对车臣问题应该是一个重要考量。此外，在这背后应该还有“优中选优”的考虑，彼时俄陆军号称有10万常备部队，但这10万常备部队的人员素质、装备状态参差不齐，营级战术群的组建可以将精锐力量整合以更好的满足实战需要。 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以营级战术群为基础的俄军的表现虽然说不上多么出彩，但至少在这场低强度战争中完成了使命。自此，经过验证的营级战术群在俄军中生根发芽。在后来的俄格“五日战争”中，俄军第一时间出击的陆军和空降兵部队都是类似概念下临时抽组而成的营级战术群。 无奈的“营级战术群2.0” 不难看出，俄军最初的营级战术群是在俄军整体战备不足的情况下，无奈形成的一种作战编组。它虽然帮助俄军拿下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和俄格“五日战争”，却无法掩盖俄军整体战备的不足，以及指挥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僵化。为此，俄军在2008年俄格“五日战争”并不太光彩的胜利后，随即开启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军事改革——“新面貌”改革。 “新面貌”改革的立足点是当时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相对缓和，俄军试图摒弃苏/俄的大战动员型模式，打造一直随时能战的常备型军队以适应以低强度局部战争为主的“未来战争”。在这一思路下，俄军在“新面貌”改革中大幅改革指挥体制，陆军传统的“军-师-团”向“军-旅”转变。不过，“军-旅”体制看似高效却不好驾驭，俄军典型作战旅的人员规模在3000人左右，这样的规模要独当一面对于人员素质和装备水平就有更高的要求。正因如此，军队职业化也是“新面貌”改革的重中之重，俄军原计划陆续采用合同兵制替代义务兵制，从而保证有足够的优秀兵员支撑新作战旅达到满编满员、全时机动、全时能战的常备状态。 不过，合同兵制却十分耗钱。“新面貌”改革计划制定时俄得益于可观的能源价格处于国力上升期，有推进合同兵制的底气，但改革开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加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俄经济发展趋缓，雄心勃勃的职业化进程严重受阻。除合同兵制推进缓慢外（合同兵优先配给高技术军兵种岗位），经济不景气同时也使得俄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受到严重影响。 在兵员素质和装备更新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新面貌”改革中俄军地面作战部队常备化愿景受到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俄陆军、空降兵、海军陆战队等地面作战部队为提升战备水平从2012年开始了“救赎”，方法就是借鉴第二次车臣战争和俄格“五日战争”等局部战争的经验，在原旅、团单位的基础上编组营级战术群。改革后的俄陆军营级单位的人员一般由合同兵和义务兵混编而成，“新面貌”改革下的“营级战术群2.0”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把全旅更加训练有素的合同兵抽组到营级战术群中，将精锐力量进行整合。 这种营级战术群可以在摩步营（或坦克营）的基础上从母旅/团模块化的配属坦克兵（或步兵）、炮兵（自行火炮、火箭炮可以算基本配置）、防空兵、电子战、侦察、后勤/保障等作战支援部队，甚至航空兵、特战队等等，构成一个能够独立作战的整体。通常，俄军每个旅/团会有2个这样的营级战术群，每个战术群大概含有700多号人，加强型超900人。据俄军的说法，这些营级战术群可以在接到指令后的1个小时内开赴战场。 2014年及其后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战事中，营级战术群据称是俄军行动的主力；2016年后，扩大可用营级战术群规模成为俄军明面上的建设重点，俄军总长在当年宣称俄（陆军、空降兵）可在56个旅、团中抽组66个营级战术群，并计划在2019年3月达到136个；2021年8月，俄防长绍伊古宣称俄军可用营级战术群规模已达170个。 需要指出的是，“新面貌”改革下的营级战术群仍是一种临时编组，并非固定编制，可以达到这个规模并不意味着平时也是这样部署。既然如此，那俄军持续以量化方式扩大营级战术群规模的意义何在呢？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营级战术群虽是临时编组，但作为基础的摩步营（或坦克营）是相对的固定的，“新面貌”改革下的营级战术群既然强调采用训练有素的合同兵，那么每个旅、团（通常有4个摩步或坦克营）的合同兵就必须优先向2个固定的摩步或坦克营配给，这是平时需要做的，也是营级战术群数量规模的重要基础。 其二，第二次车臣战争（包括更早的阿富汗战争）等战争均已证明，作为基础的原营级指挥官往往无法驾驭纯粹临时组建的营级战术群。“新面貌”改革下的营级战术群若要真正发挥威力，那就必须在日常训练中在营级战术群框架下加强摩步营（或坦克营）与支援保障部队的合练，这也是俄军不断强调营级战术群建设的核心意义。近年的俄军战略演习中，俄军各主力师、旅也都是以派出营级战术群的方式参加联合演练，我军对此应该不会陌生。 其三，政绩应该是一个重要考虑。作为一个可以把军队职业化、现代化建设成果进行“量化”的指标，营级战术群数量可以视为俄军发展成果的KPI指数，这与俄军每年年终总结都会提到的军队现代化程度“百分比”并没有多大区别。 迷信营级战术群或致误判 不难看出，打造营级战术群虽然是俄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展开的自我“救赎”，但却是其坚定朝着军事改革目标前行的缩影。应该说，俄军营级战术群的数量规模确实能直接反应出俄军的战备水平。美国和乌克兰口口声声以营级战术群作为判断俄军威胁依据，或许也是对营级战术群的“认可”。 当前俄乌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排除俄罗斯有通过兵力调动达到政治目的的可能，但美乌完全以营级战术群规模语焉不详的对外描述俄军威胁也有炒作的嫌疑。 因为营级战术群具有根据任务进行编组的攻势特征，因此如果俄军确实在俄乌边境大规模集结营级战术群，是能够反应出俄罗斯的态度的，对于界定美乌口中的威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美乌的情报如果过度的将营级战术群塑造成俄军威胁的“计量单位”反而有点自相矛盾。因为乌克兰本身就与俄军2个装备最精良的军区毗邻，即便俄乌边境有50、甚至是美国“情报”臆测的100个营级战术群，在数量上也并不稀奇。关键在于俄军如此规模营级战术群存在意义是什么？资料显示，在此前的乌东行动中，俄军最多也就是出动数个营级战术群。俄军若是真集结数十、近百个营级战术群是要全面进攻乌克兰吗？如果是，那必然是俄海、陆、空的全面动员，但并没有任何消息显示有此迹象。 此外，俄军力求扩大营级战术群是因为它可以直观的“量化”军队建设的成果，但目前来看，营级战术群还是以适应“新面貌”改革中应对低强度局部战争的目标为目标。俄军如果试图向乌克兰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考虑到西方的反应，这种强度的对抗则已经超出“新面貌”改革应对低强度战争的“设定”，为此俄军近年来通过“旅改师”强化了自身应对大规模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其中大多数作战师都可迅速抵达俄乌边境，美乌若忽视这些情况而光盯着营级战术群未免有点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