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 2022

本报评论员：余凡 《国际日报》5月28日刊登王艺璇《美军在印尼秘密生物实验被曝光！》的评论，援引俄罗斯媒体的话：“俄罗斯对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的生物研究展开调查后，世界其他地区也提出了类似的怀疑。”“美国在未获印尼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印尼进行生物研究。” 美国2016年曾在印尼苏西省巴东市(Padang)附近进行“秘密行动”，采集人类血液和狂犬病样本。当时，美海军正进行2016年“太平洋伙伴关系”演习。媒体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海军医生在“仁慈”号医疗船上给当地患者做手术，并从该省运来了三只狂犬病犬，而这些行动都没有获得印尼卫生部的许可。此外，美国人也试图从当地的蚊子身上采集登革热病毒样本。但美国“从未承认”其海军在2016年的演习中违反过印尼法律。 相关报道随即在印尼及周边国家的华文读者间引起了轰动，不少华文社交平台及群组里纷纷谈论，对美军的行为深表不齿。其实，相关信息之前在印尼文媒体上已有透露。 《罗盘电视》(KOMPAS.TV)于3月24日报道，俄罗斯防核及生化武器部队的基里洛夫中将(Igor Kirillov)指控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于2010年在印尼的领域内进行生物学的研究，但所有实验资料及成果，没有依法向雅加达政府呈报和共享。所以被印尼喊停了！ 基里洛夫揭露，美印双方同意在雅加达市区设立病毒试验室，但美国经常在规定范围外私自行动，四处搜集生物病原体，却拒绝向印尼展示实验的进展。而令人震惊的是，“美方竟把病原体样本提供给与五角大楼有密切联系的吉利德(Gilead)药业公司，用来测试他们正在研制的新药；而相同的情形也发生在乌克兰及乔治亚(Georgia)两国的实验室。” 《点滴网》(detik-X)于4月11日发布详细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果拿申科夫3月10日在莫斯科对媒体公布，有资料显示，美国五角大楼(Pentagon)涉嫌资助乌克兰进行生物武器试验，其目的是悄悄针对某国散播能致死的各类危险病原体(pathogen)。 报道中引述俄罗斯基里洛夫中将揭秘五角大楼与吉利德药业在世界各地的黑箱作业。座落在加里佛尼亚福斯特城(Foster City)的吉利德是知名的药业公司，该企业与五角大楼有或明或暗的“合作关系”，而其所研制的“抗疫药物”，在国际新闻界已早有传闻。 针对俄罗斯揭发美海军在印尼设立实验室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费扎沙(Teuku Faizasyah)澄清说，那是1970年由时任卫生部长格里特(Gerrit Augustinus Siwabessy)与美国海军之间所签署，不错的话称作“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2号(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Two或NAMRU-2)”，但是于2009年10月已被印尼政府中止合作并正式关闭实验室。 前卫生部长苏帕莉(Siti Fadilah Supari)支持格里特的叙述。当年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设在雅加达沙冷巴(Salemba Tengah)区卫生部办公园区内。NAMRU-2对战胜疾病方面的帮助“微乎其微”，而作为卫生部长却不能入内执行监督的职权。她说：“我只知道他们的实验室非常封闭，研究人员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们都享有外交豁免权……我们从不知道他们的外交公文包里装着什么，还有一些来自印尼的研究人员在帮助他们。” 苏帕莉还记得2004年主掌卫生部时，有4名印尼大学医学院的资深讲师特地提醒她必须谨慎观察NAMRU-2，因为怀疑该实验室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她2008年突击视察NAMRU 2实验室后表示，该实验室缺乏透明度，也没有依法与印尼政府分享其研究成果。 《讲坛新闻》(TRIBUNNEWS.COM)于5月28日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印尼创办的NAMRU-2实验室设在人烟稠密、道路狭小的居民区，是一所比较隐蔽的普通民房，里面却可能储藏危险病原体病毒，附近民众始终根本不知道内幕情况。 “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NAMRU)于1955年在关岛(Guam)创立，而分支NAMRU-2于1970年设立于雅加达。前卫生部长苏帕莉表明，根据协议，NAMRU-2于1980年就应该终止活动了，但在美国的羽翼下却违规暗中操作。“我认为传言是确实的，实验还在进行着，但我找不到证据，因为他们利用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名义进行，而政府却毫无提防。”当时记者们要进入实验区，被两个外国人阻挡，不久，NAMRU-2行政部就发生离奇火灾。 根据美方承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所以NAMRU-2在雅加达的劣迹是可以取信的。《讲坛新闻》表明，将根据俄罗斯官方提供的资料逐一对照，包括向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求证。事态的调查当然绝非易事，但是，历史是公正的！

M·F·穆克帝 （M.F.MUKTHI）   举重项目 1910年前后，举重运动在荷属东印度出现，尤其是在泗水。当时，比赛方法还非常简单。杠铃是用水泥或水泥和石头制成的， 固定在铁棍的两端。 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则，纯粹是为了比拼力气。大多数人举重只是出于一种兴趣。 后来，为了发展举重运动，逐渐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是由华人发起成立的，如泗水的青年会（Tjing Nien Hui）和中华国育会（Chung Hwa Kuo Yu Hue），以及后来更名为健康与力量协会（Health and Strength Association，亦称万隆H&S）的万隆奥罗拉（Aurora）。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举重运动员。其中，创造了世界佳绩的运动员是万隆的包德祥（Pouw Tek Siang）和泗水的周文利   （Tjioe Boen Lie）。 1940年12月25日，在万隆健康与力量协会（H&S Bandung）的倡导下，各地举重协会在三宝垄举行专项会议，商议成立举重协会总部事宜。就这样，成立了爪哇业余举重运动员协会（Java Amateur Weight Lifter Association，简称  JAWLA），文新思（Boon Seen Sze）任会长。1950年，协会更名为印尼业余举重运动员协会 （Indonesia Amateur Weight Lifter Association，简称IAWLA），或者印度尼西亚全国举重协会（ Persatuan Angkat Besi Seluruh Indonesia，简称 PABSI）。在官方书籍《印尼举重与健美运动历史》（1972）中称，文新思在1940年至1952年间担任印尼全国举重协会总会长，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 华裔举重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为印尼争得荣誉。张银辉（Thio Ging Hwie，又名 Wibowo Susetio）参加了1951年亚运会和1952年奥运会，并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在奥运赛场上，虽然总举力排名第八，但他的能力却与美国奥运冠军汤米·科诺 （Tommy Kono）不相上下。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中，来自梭罗的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祖月（Tan Tjoe Gwat，又名 Tanto Garjito）是印尼派出的两名参赛运动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