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16, 2022

在香港大角咀诗歌舞街有一栋低调的四层楼建筑，这里是深水埗街坊们再熟悉不过的鲜鱼行学校。 　　学校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周边的香港基层家庭，勤奋是这些孩子的普遍特点。“身体力行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即使遭遇暴雨，校长施志劲依然早上七点开始守候在校门口，撑伞迎接家长和孩子们。“‘爱国’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都是由日常的一言一行汇聚而成。” 　　孩子们上课后，施志劲才回到办公室，一边擦拭被雨水打湿的衬衫，一边与南方报业记者“闲聊”。日前，在接受南方网记者采访时，谈及香港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推行，他言语间的神态就像11年前那样坚定。 　　2011年5月，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为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编写了《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国民教育内容，持续并有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品德与国民素质。 　　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发布了《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提出在中小学课程中设立“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提议一出，香港社会开始出现“反弹”。别有用心的人危言耸听，声称国民教育是“洗脑”，“反国教”的声音一时此起彼伏。 　　2012年10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在压力下宣布搁置课程指引，但学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开展相关课程。“我和时任校长坚持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责任将祖国相关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10月19日，施志劲按照原计划开授全港第一堂德育及国民教育课。 　　“让香港年轻一代加深对祖国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是我那么多年一直坚持做的事。”施志劲说，从一堂课到“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推行，再到全港中小学每日升挂国旗，香港的“国民教育”在这十年也经历深刻变革，新一代香港青年与祖国的连接也变得越发紧密。 施志劲与记者谈“国民教育” 　　全港第一节国教课教国歌、国旗 　　“2011年《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出来的时候，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反弹。”香港鲜鱼行学校的校长室在二楼，就挨着楼梯口，施志劲向南方报业记者娓娓而谈十多年前的情景，直到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发布《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提出在中小学课程中设立“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时，社会上开始关注这个学科在新学年的推进情况。 　　特区政府连办三场相关研讨会，希望与教育界和公众探讨国民教育在香港的重要性。时任鲜鱼行学校副校长的施志劲，一场不落地听完了，还认真研读了该指引。“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课程‘洗脑’”，施志劲回忆说，“但我们要让学生了解真正的中国。” 　　于是，当特区政府在压力下宣布搁置课程指引后，施志劲亲自设置课程框架，决定从自然国情、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当代国情等方面教授学生。学生每学期上8节连堂国教课，具体课程内容由校内每位老师先自行取材，然后再与同级班主任共同备课决定。 　　2012年10月19日，由施校长亲自教授的香港第一节德育及国民教育课开课。当时学生只有32人，但到场旁听的记者和家长人数大概是学生的三倍。“光摄影摄像镜头就有30多个。”施志劲说，“同事问我紧张吗？我说不紧张，我上的是国旗和国歌课，我讲这些怎么会紧张？” 　　记者：2011年特区政府就已经部署把“国民教育”单独成科。当时情形怎样？ 　　施志劲：2011年5月，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为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编写了《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当中提出有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品德与国民素质。其实之前特首的施政报告已经有提过“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独立成科，所以这个咨询稿出来的时候，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反弹。 　　记者：什么时候出现反对声？ 　　施志劲：2012年5月教育局出了一本《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提出把“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列入中小学必修课，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筹备课程。我去香港图书馆听了三场研讨会，回来以后我就和校长商量，要怎样将这一科加入到课程当中、怎样教学。后来，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里面谈了中国几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加深香港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就突然变得强烈，说“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是“洗脑”，反对该学科设置。所以最后2012年全香港只有六七间学校开了这个课程，我们是其中一间。 　　记者：那鲜鱼行学校为何仍坚持开授国民教育课程？ 　　施志劲：我和梁校长（梁纪昌）当时一致认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教我们自己的历史，为什么不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祖国的事，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孩子们必须了解的知识。所以即使遇到那么大阻力我们都决定照做，虽然很难做，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做。 　　我们还决定一件事，不找专门的人去教这科，而是学校每个老师都需要教这一科。因为我们需要统一老师们对这个课程的看法，让他们都承担起责任。如果只是一部分人教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还开放了家长观课的通道，让家长们知道我们上课的内容，我们不是乱教。他们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反馈。所以当时家长们很踊跃报名，一下子都预约满了。 　　记者：当时有没有家长反对？ 　　施志劲：我写完课程的第一个框架后，就去找校友会、家长会主席，听听他们的意见，也让他们去和家长、校友去解释。所以当学校正式做的时候，是没有家长或者校友来反对的。大家都很支持，觉得应该要做这件事。那时外面总是在说“洗脑”什么的，我们告诉他们不是的，而且很清晰地告诉他们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必要性，“我们是中国人，没理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把一些观点告知他们，他们是能理解、会支持的，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是要害他们的孩子。 　　记者：您顶着压力开授了全港第一节德育及国民教育课，您这节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施志劲：当时上的是“国旗与国歌”。我告诉孩子们中国国旗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背后蕴藏着我们国家的历史，要懂得尊重我们的国旗和国歌。时任校长梁纪昌强调，教育是情的教育，要教会小朋友尊重国旗、国歌，增进他们的爱国之情。 　　在艰难的环境，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 　　走进鲜鱼行学校，不同楼层的楼道内陈列着精心布置的国民教育科普知识展板和学生画作。施志劲向记者介绍，学校还开发了电子版互动教学答题程序，获得一定分数后可以赢取奖励，这可以进一步增加学生们的积极性和参与感。 　　十年过去，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已经成为鲜鱼行学校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还与时俱进地加入了《港区国安法》等相关内容。“国民教育的内容会涉及《基本法》、人权、法治等，但我们的教学设计很生动贴地，并不艰深枯燥。” 　　值得一提的是，这所没有操场的小学在过往数十年来，唯一的旗杆只能耸立在没有围栏的天台上。一年多前，学校在礼堂安装了一支流动旗杆后，学生们终于能在校园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不仅鲜鱼行学校，2022年1月1日起，全港中小学及特殊学校在每个上课日都升挂国旗，每周还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爱国者治港”“身份认同”“爱国爱港”的理念正渐渐深入孩子们的心。 　　记者：“国民教育”在没有先例参考的情况下如何备课？ 　　施志劲：我们自己写课程。包括参考各种书籍、其他学科的设计，比如德育、生命教育主题的课程，研究怎样嵌入国民教育课程。针对低年级小朋友，我更多会教授简单的中国历史等一些基础性内容；针对高年级小朋友，我会结合当今时事议题，先教思考方法，再将我们要讲的知识融入具体事件，让他们讨论，请他们讲不同的看法。 　　记者：十年过去，课程的内容有修改吗？ 　　施志劲：是需要不断修改的。迄今为止我已经改了五次课程框架，将新出现的课题加进去，比如现在最新版本我有加入《香港国安法》相关内容；以前说要遵守规矩，现在说守法、法治；以前讨论伟人的时候会说屈原、孔子，现在会加入当代的伟人，如有的班就选了袁隆平。我们的课题都是由班主任和我沟通，告诉我他们课堂上要讲的内容，保证他们不讲错。 　　除了课本知识，我们还加入了参观立法会等外出拓展的活动，疫情期间，我们就通过线上互动的形式进行远程参观和了解。此外，疫情之前我们每年都会去内地的姊妹学校进行交流。回来后，很多学生对内地有了更新的印象、更深的感悟。 　　记者：2012年前后，全港只有六七所学校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升国旗的学校也不多。现在“国民教育”已在全港推广普及，我们也能在各中小学看到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施志劲：是的。我刚开始做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有责任讲这个课，但还没有那么强烈地想要推广这个课程。但近几年，尤其是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我的价值观改变了很多。“修例风波”发生时，我看到国旗国徽被玷污、在学校周围的花圃拾到螺丝刀、汽油弹之类的危险物品等，我感到特别心痛，忍不住想如何让更多香港年轻一代认识自己的祖国，找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试想一下，如果香港不好、国家不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过得好。因此，我决定加入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一起发声，也更积极教育学生们要服务社会，回馈社会，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更好。 　　事实上，现在国民教育在香港中小学校也得到越来越大的推广，全港中小学校也升起了五星红旗。 　　记者：学校的礼堂内有一支室内旗杆，是您特别订制的吗？ 　　施志劲：学校原本只有天台那支真正的旗杆，但天台地方不平整，也没有围栏，上去升旗很危险，所以过去只有我和几名男校工上天台升国旗。但我想让学生每周都能参加升旗仪式，都能看到五星红旗伴着国歌缓缓上升至旗杆顶端，这样久而久之，孩子们更容易形成一种身份认同。 　　后来有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我提到想要一支流动旗杆。报道刊发后，香港升旗队总会赠送了学校这支流动旗杆。我们把它放在学校礼堂，即使受疫情影响，学生们也能在教室通过视频直播，观看升旗仪式。我自己也会继续爬上天台同时升旗。 　　上天台升旗艰难吗？当然难，但我要向学生示范：在艰难的环境，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 　　学做人比学知识更重要 施志劲帮助学生收归作业 　　温情，是记者对鲜鱼行学校最直接的感受。 　　施志劲所在的“校长办公室”大门时常敞开，学生们可以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诉说各种喜悦和烦恼，多数谈话都是轻松、自然的。空闲时，施志劲还会翻开厚厚的记事本，记录下每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变化。 　　访问中，施志劲频繁提及品德及价值观教育。“成绩我固然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我告诉学生们要懂得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爱国听起来是个很宏大的词汇，但其实都是由日常的一言一行汇聚而成的。”他说。 　　记者：您加入鲜鱼行学校多长时间了？ 　　施志劲：我是1996年10月加入鲜鱼行学校的，到现在已经26年了。 　　记者：这些年您在鲜鱼行学校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施志劲：其实我在工作态度、沟通、管理各方面都学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刚来学校的时候，很勤奋，一直都没有放过暑假。很多工作经验不是我在日常课堂上学来的，就是在暑假期间做行政工作的时候慢慢积累的。我很感谢好的上司、好的环境让我得到磨练。比如，2011年准备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时候，我是副校长，主要处理学校对内的事务，梁校长非常信任我，给我很大自由，包括怎样设计课程、培训老师、与家长及校友沟通，以及怎样面对反对的声音等，我都要通盘考虑。正是有了各种锻炼，我在2015年接任校长时，就比较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事项。 　　记者：在您心中，教育的初衷是什么？ 　　施志劲：我们的校训就可以很好地诠释：朴、诚、勇、毅。怎样去理解这四个字呢？我刚做校长的时候，香港社会撕裂得很严重。我希望能在这种氛围中找到一点共识，让学生们能明确一些价值观。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要把平凡的事做得不平凡。 　　我固然重视成绩，但是我更加重视品德。有的学生读书成绩未必很好，但他懂得孝顺父母，懂得为社会服务；有的基层学生，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宽裕，但不代表他不能为社会作贡献，这些都是教育的初心。 　　记者：您觉得鲜鱼行学校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呢？ 　　施志劲：应该是温情和人情味。学校虽然不大，但我们觉得所有事都要为学生做得好一点。我们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和家长的关系都很紧密。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们不是一般的学校，我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校长。学生有什么需求，我都会尽量帮到他们。在课堂之外，我也会身体力行参加社会工作、公益服务，努力成为学生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