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后，曾被当地统治者作为动员民众捍卫民族利益、抗拒殖民侵略的旗帜。印尼群岛幅员辽阔，传统信仰各异，独立前未形成伊斯兰教统一国家。印度尼西亚拥有2亿以上伊斯兰教徒，是迄今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大多数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温和派。21世纪最初20年间，在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影响和渗透下，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从泛滥到逐渐衰退的过程。随着伊斯兰温和派力量的壮大，印度尼西亚国家政治正在回归民族主义即“潘查西拉”的轨道。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主义；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潘查西拉；

自2019年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中获胜连任后，第二个任期已经过半。有关佐科继任者的种种猜测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些反对派预料佐科将推动修改宪法以寻求第三个任期，并正在扶植他的子女为接班人，甚至认为他正在构建所谓佐科王朝。也有人认为，在上届大选中失败的退役将领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将在下届大选中卷土重来并夺得胜利。但是，在下次大选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政局还存在诸多变数，上述种种猜测也没有足够的论据，因此未来大选结果还难以预料。

其实，在观察印度尼西亚政治的发展时，人们更关注的问题是，在下届总统大选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是否还可能如以往那样呼风唤雨，继续成为左右政局的力量？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思潮究竟将进一步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重新回归传统民族主义？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都充分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当今印度尼西亚公众生活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正在衰退，社会主流思潮正再次向传统民族主义回归。这就是说，佐科的继任者将继续以“潘查西拉”(Pancasila)民族主义思想作为凝聚全民的精神支柱，以捍卫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以维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宗教信仰为执政理念和奋斗目标。社会政治思潮的这一变化无疑将对印度尼西亚国家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与印度尼西亚早期民族独立运动

印度尼西亚拥有2.7亿多人口，其中80%以上是穆斯林，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然而，这一称号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实际上，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与它的庞大穆斯林人口并不相称，印度尼西亚在伊斯兰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力甚至不如中东某些小国。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现实政治中所起作用的夸大说法，往往会误导人们的认识和判断。

伊斯兰教大约在13世纪末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由于东南亚各地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有别，传统文化习俗各异，伊斯兰教对不同民族或种族的影响存在许多差异。印度尼西亚习惯被称为“千岛之国”，实际上拥有17000多个岛屿，居住着许多不同的种族，拥有多种文化习俗及宗教传统。伊斯兰教从苏门答腊岛开始传入爪哇岛时 ，其信奉者主要是沿海地区的马来族商人。关于伊斯兰教如何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详细过程，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记载，至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我们可以暂且撇开不谈。

可以肯定的是，当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岛内地并为一些王国君主逐渐接纳后，这一外来的宗教并没有如人们想象那么容易在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思想中扎根。这是因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内已先后建立室利佛逝（Sriwijaya）、满者伯夷(Majapahit)等印度教佛教王国。虽然学术界对印度尼西亚群岛是否经历过所谓印度化时期还存在争议，这些印度教佛教王国后来也被新兴的伊斯兰教国家所取代，但印度教和佛教的习俗在当地仍具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还保留着多种原始宗教习俗。因此可以说，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并没有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宗教信仰。

有些学者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可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严格遵行伊斯兰教的各种教规，通常被称为桑特里（santri），意为虔诚的穆斯林。另一部分人则并未严格遵行伊斯兰教的教规，或一方面信奉伊斯兰教，一方面仍保留某些原始宗教习俗，他们被虔诚的穆斯林称为阿邦安“abangan”。在虔诚的穆斯林眼中，阿邦安的称呼可能含有贬义，但在农村地区，阿邦安的人数并不少。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对信众的这种区分法未必普遍适用，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信众也似乎没有人自称为“阿邦安”，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伊斯兰温和派”。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这一特点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演变。

17世纪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步建立殖民统治后，各地大小王国的统治者曾以伊斯兰教作为发动民众抗击荷兰殖民侵略的精神武器。约1586年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内建立的最大伊斯兰教王国被称为后马塔兰(Mataram)王国，以区别于早期信奉印度教的马塔兰王国。后马塔兰王国同荷兰殖民者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直到1755年分裂为苏拉卡尔塔（Surakarta）王国［或称梭罗(Solo)王国］和日惹卡尔塔(Yogyakarta)王国。其后，这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及其他一些小王国仍继续以捍卫本民族的宗教习俗为号召，抗击荷兰的殖民侵略。

尽管如此，宗教信仰的差异和矛盾绝不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那些伊斯兰教国家对抗西方殖民者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或其后的荷兰殖民者，他们同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伊斯兰教王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宗教战争，殖民主义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掠夺印度尼西亚富饶的物产资源，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伊斯兰教王国的统治者及其臣民的反抗斗争，也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而决不是出于彼此的宗教信仰差异。正因为这样，荷兰殖民者对那些被他们征服地区的王国君民遵奉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信仰并未实施干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伊斯兰教也始终没有能够传播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临近爪哇岛的巴厘（Bali）岛居民至今仍没有被伊斯兰化而保留印度教信仰，在距离爪哇岛更远的安汶（Ambon）岛等地，当地居民甚至完全皈依基督教，而没有接受伊斯兰教。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Dayak）族也信奉基督教。这说明，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传播，并没有能够完全排斥基督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力，更没有能够完全取代当地古老的神秘主义宗教习俗。

20世纪初以前，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影响力主要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内，而且主要局限于一些王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内。16世纪中叶，当葡萄牙殖民者在对马来半岛信奉伊斯兰教的柔佛（Johor）和苏门答腊岛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亚齐(Aceh)两国的殖民侵略活动中，柔佛和亚齐两国从未能真正联合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却一直在为扩大和巩固各自的势力而陷于长期的争斗。这场战争从1539年亚齐进攻柔佛的附属国阿鲁（Aru）开始，亚齐与柔佛两国断断续续交战百年。其中因有葡萄牙殖民者的参与而被称为“三角战争”，但实际上从未形成等边的“三角”，而是柔佛和亚齐为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不断分别求助于葡萄牙，其结果也只能是葡萄牙殖民者利用柔佛和亚齐两国的矛盾而最终占领马六甲，进一步扩大了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

在荷兰殖民者最终全面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建立荷属东印度殖民地之前，在这个广袤土地上从未形成诸如暹罗、安南、缅甸等统一的民族国家。一方面，这可能与印度尼西亚群岛分布较广，经济交往较少有关，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长达数百年的传播过程中，并未成为促进形成印度尼西亚统一民族（或称国族）国家的精神支柱，更不可能建立类似中东地区那样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

20世纪初，在“亚洲之觉醒”思潮的推动下，印度尼西亚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爪哇人知识分子于1908年5月20日在中爪哇日惹（Yogyakarta）市宣布成立一个团体，称为至善社（Budi Utomo）。从它的章程来看，至善社的宗旨并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它的要求只限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和保护爪哇人的传统风俗。同年8月29日，至善社又发表修订后的章程。新章程不再使用荷兰文而改用印度尼西亚文，但并没有多少新内容，只是为避免荷兰殖民地当局的反对而用语显得更加温和。不过，新章程的文字改用印度尼西亚文，至少反映了爪哇人民族意识的增强。到1909年底，至善社的成员增加到大约1万人。

1911年，中爪哇梭罗市的爪哇人花裙商在萨曼胡迪（Samanhudi）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行业组织，称为伊斯兰商业联盟。它以伊斯兰教为名，目的是团结当地爪哇人穆斯林花裙商，增强他们与当地华人花裙商竞争中的优势，维护当地爪哇人花裙商的利益。可以说，它只是一个商业性组织。早在1909年，爪哇贵族子弟蒂尔托阿迪苏里约（Raden Mas Tirtoadisuryo）就曾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立称为伊斯兰商业联盟的团体，并于1911年在西爪哇茂物市成立了一个同名的组织。1912年，这三个伊斯兰商业联盟同意合并，并改称伊斯兰联盟，共推著名的爪哇贵族知识分子佐克罗阿米诺托（Tjokroaminoto）为联盟的主席。从伊斯兰商业联盟转变为伊斯兰联盟，表明领导人希望将联盟从一个伊斯兰商业团体发展为一个伊斯兰政治组织。然而，这一转变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此后，联盟成员虽增多，但伊斯兰教并未能增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凝聚力，却因为各种新的政治思潮——包括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导致联盟的分裂，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

以上事实说明，在推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中，伊斯兰教虽经常被用作号召群众的旗帜，但并没有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主流思潮，也没有能够左右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方向和运动的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苏联的成立对东方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当然也不例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1926年抗荷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印尼共早期的领导人慕梭（Musso）、阿利敏(Alimin)等人被迫流亡苏联多年。关于这次起义的评价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印尼的传播和印尼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给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说明伊斯兰教对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影响力的减弱。

印尼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一些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在苏加诺（Sukarno）等人领导下，于1927年7月4日在万隆市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 第二年改称印度尼西亚民族党（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旧译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这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政党，尽管它的政治诉求还只是通过推动民族工商业和发展民族教育来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因此，荷兰殖民地当局在1929年以该党图谋发动叛乱为名，逮捕了苏加诺等领导人。几经庭审之后，最终于1931年判决将苏加诺等流放荒岛多年，该党也被迫宣布解散。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并没有以伊斯兰教作为发动群众和团结群众的精神力量，党的主要领导人苏加诺等都是伊斯兰温和派，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从建党到被荷兰殖民地当局取缔，再到二战后重建，它始终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政党。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一代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化。1926年，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青年学生组织的代表举行了第一届青年大会，号召青年一代加强团结，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的权益而奋斗。1928年10月27-28日，他们在雅加达召开了第二届青年大会，并通过了被称为《青年誓言》的决议。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都比第一次大会具有更重大历史意义。首先，第二届青年大会首次提出“一个祖国，即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一种语言，即印度尼西亚语”的概念，首次完整和明确地表达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思想。其次，这次会议及其决议没有用伊斯兰教作为号召和团结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共同信仰，而是以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团结为共同的政治理想。出席大会的青年组织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代表了不同种族集团和不同宗教团体，这些青年组织包括“青年苏门答腊”，“青年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青年伊斯兰教徒”，“青年安汶”以及一些学生团体等。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伊斯兰教徒”只是参加大会的青年组织之一，而安汶地区则是基督教徒聚居区。后来的研究又发现，出席这次大会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是非穆斯林华人。青年大会不是政党组织，但它的诉求无疑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共和国政治

苏加诺建立的民族党开创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新时代。苏加诺及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哈达(Mohammad Hatta)、沙里尔(Sutan Sjahrir)等均遭荷兰殖民地当局逮捕流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印度尼西亚前夕，荷兰殖民地当局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及抵御日军进攻的需要，将哈达和沙里尔释放，并支持他们建立抗日组织。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后，苏加诺也获得释放。这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先驱在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和创建共和国的斗争中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另一方面，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为拉拢收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上层领导人，于1943年拼凑了一个称为“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教大会”的伊斯兰教政党，印尼文简称为马斯友美（Masyumi）党。该党团体成员包括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atul Ulama）和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两大穆斯林组织，以及某些伊斯兰极端派著名领导人。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中首次提出建国五项原则，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指导思想，称为“潘查西拉”(Pancasila),获得与会者赞同。“潘查西拉”五项原则的内容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民主或协商制；社会繁荣或社会公正；信仰神道。这五项原则后来被纳入印度尼西亚宪法，顺序略有变化，内容则没有更改。

“潘查西拉”确认印度尼西亚公民必须“信仰神道”，但并没有规定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实际上承认多元宗教的合法性。其后，苏加诺等民族主义领导人为在政治上争取获得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的支持而接纳了他们提出的“雅加达宪章”，内容包括规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须以伊斯兰教法为准则”等，但没有接受将伊斯兰教定为印度尼西亚国教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仍奉行“潘查西拉”为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后来进一步确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孔教）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宗教。这说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极端派主张的政教合一神权国家。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经历了5年的艰苦抗荷独立战争，终于迫使荷兰政府同意签署海牙圆桌会议协定，放弃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并最终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移交主权。 马斯友美党为了与当年日军占领当局切断瓜葛，于1945年11月7日宣布重建，仍沿用旧名。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马斯友美党在荷兰及英、美殖民者的支持下，在农村的影响力有所扩大。1950年在印度尼西亚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中，马斯友美党获得49席，民族党获得36席，马斯友美党成为第一大党，并与另一个右翼政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 ） 合作组成联合内阁，马斯友美党领导人纳席尔（Natsir）担任总理。然而，由于马斯友美党人公开成立“伊斯兰教国”和“伊斯兰教军”，在西爪哇等地发动武装叛乱，纳席尔在舆论压力下于1951年3月辞职。4月，马斯友美党改与民族党合作组阁，由马斯友美党另一领导人苏基曼（Sukiman）任总理。但是这届联合内阁的寿命也仅有一年。1952年4月，马斯友美党再次与民族党组建联合内阁，由民族党领导人韦洛坡（Wilopo）任总理。一年后，两党因政见分歧无法继续合作而分手。1953年7月，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在一些小党支持下成立了以阿里· 萨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为总理的新内阁，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均未入阁。这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派在共和国建立伊始的国家领导权争夺中以失败告终的时期。

从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开始，印度尼西亚政治回到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路线，反映了代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潮的马斯友美党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走向衰退，该党离开了印度尼西亚政权的核心，只能继续在农村地区不断发动武装叛乱活动。1952年5月，原来作为马斯友美党重要成员的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宣布脱离马斯友美党。此后，伊联逐 步发展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团体，它与其他穆斯林组织分分合合，一直同世俗民族主义政党合作，在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温和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5年，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得到选民的热烈拥护，投票率达87.65%。马斯友美党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农村穆斯林的支持下，在新国会中仍占有57个席位，并力图与民族党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等组成联合内阁，但终究因立场不同而失败。接着，马斯友美党一方面继续发动和支持苏门答腊等地的反政府武装叛乱，一方面又加入民族党人领导的第二届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政局动荡、危及国家安全的形势下，苏加诺总统于1957年3月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同时将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结束政党政治，由几个大党组成总统领导下的“互助合作内阁”。因为组阁方案未能实现，苏加诺又改而组建由无党派人士朱安达（Djuanda）为总理的工作内阁，直接向总统负责。苏加诺将这一新体制称为“有领导的民主”。这一变革立即遭到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强烈反对。

如果将苏加诺自1945年建国开始到1965年“930事件”后被苏哈托推翻的20年统治分为两个阶段的话，“有领导民主”体制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史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相互争夺，此消彼长。1960年8月，马斯友美党终于被中央政府下令取缔。此后直到20世纪末，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似乎丧失了影响力。

然而，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它将面对的两大新对手是迅速崛起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反共的陆军集团。在镇压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支持的各地武装叛乱中，苏加诺和民族党不得不依靠陆军集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则在城市工人运动及收复西伊里安地区的运动中日益壮大自己的力量。它在1957年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第一次获得了最多选票。1963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收复西伊里安地区后，苏加诺总统虽宣布结束军事管制，但陆军集团已经形成一股苏加诺难以驾驭的强大政治势力。

1965年“930事件”前，印度尼西亚政局日益动乱。苏加诺为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提出了“纳萨贡”（Nasakom）的新概念。纳萨贡是由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印度尼西亚词语的词头拼成的新词。苏加诺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企图通过“纳萨贡”团结共产党人和伊联领导的伊斯兰温和派，压制右翼陆军集团的扩张。然而，“930事件”的结果证明，苏加诺和民族党高估了印尼共产党的力量而低估了陆军集团的反共力量。

“930事件”的起因是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无关的。然而，在苏哈托镇压和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过程中，曾经被苏加诺和民族党视为合作者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却站在陆军集团一边，伊联的青年团组织——安梭（Ansor）青年团的成员甚至参与陆军残酷杀害印尼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共产党人信仰的无神论与伊斯兰教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印尼共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了激进的过“左”口号和行动，更加激化印尼共与广大穆斯林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使伊联青年团一度沦为苏哈托镇压印尼共的帮凶。

2005年，美国一位电影纪录片制作者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到印度尼西亚寻访在“930事件”中参与屠杀印尼共产党员的原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所属安梭青年团成员，并拍摄他们模仿当年的杀人过程时，这些“刽子手”们竟依然充满豪情而毫无悔意。 唯独时任伊联主席（后当选印度尼西亚总统）的瓦希德(Wahid Abdurrachman)后来曾为当年安梭青年团成员的杀人罪行公开道歉。

苏哈托在“930事件”中曾利用这些反共的穆斯林来镇压印尼共。1975年，在苏哈托支持下成立了称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会理事会（Majelis Ulama Indonesia,MUI ）的机构，其成员包括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联及另一穆斯林团体穆罕默迪亚的主要领导人。苏哈托企图通过这个伊斯兰教的最高领导机构进一步控制广大伊斯兰信众。实际上，苏哈托并不支持伊斯兰极端派的主张，而是将伊斯兰极端派视为他的潜在威胁。他在掌握最高权力后，便立即无情镇压伊斯兰极端派组织，使它们在政治上不能发挥作用。然而，伊斯兰极端派势力也利用苏哈托反共的需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后，伊斯兰极端派组织立即东山再起。当年8月17日，一名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极端派传教士里基格·希哈布（Rizieq Shihab）宣布成立伊斯兰捍卫者阵线（旧译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它以捍卫伊斯兰教纯洁性为口号，不断煽动并组织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反对印尼世俗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中央政府，要求用伊斯兰教信仰取代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原则（潘查西拉），以伊斯兰教刑法取代现代法律，要求建立类似中东某些伊斯兰教酋长国的神权国家制度。为此，他们以“道德警察”自居，禁止穆斯林与异教徒通婚，煽动穆斯林捣毁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制造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

伊斯兰极端主义沉渣泛起

2001年后，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再次泛起。除上文提到的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外，还涌现许多伊斯兰极端派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有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印度尼西亚解放组织（Hizbut Tahrir Indonesia）、神权游击队（Jemaah Ansharut Daulah）和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yah）等。他们不仅大力传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还策划组织各种恐怖袭击活动。他们的头目多为阿拉伯裔，有些成员曾去中东阿拉伯国家学习，并加入当地伊斯兰教国（ISIS）等恐怖组织，然后返回印度尼西亚，在各地从事恐怖袭击活动。特别是2002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几家度假酒店先后发动炸弹攻击，造成202人死亡，受害者大多数是外国游客。这一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使印度尼西亚的旅游业遭到重创，也给伊斯兰极端分子以极大的鼓舞，社会生活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接着，2004、2005、2008 、2009 、2011、2013年又连续在巴厘岛和雅加达等地制造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每次都造成数十人伤亡。 尤多约诺总统执政时期（2004-2013），他所属民主党为争取穆斯林选民的支持，对恐怖袭击活动并未采取强硬措施。

2012年，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泛滥的气氛中，雅加达特区迎来首长换届选举。原任梭罗市长佐科·维多多与原任东勿里洞县长的华裔钟万学（Basuki Tjahja Purnama）搭档竞选，就遭到伊斯兰极端派的极力打压，但仍获得胜利，分别担任雅加达特区正副首长。2014年佐科当选印度尼西亚总统后，钟万学依法接任雅加达特区首长职，遭到伊斯兰极端派更强烈的敌视和抗拒。到2016年，钟万学在任期届满并竞选连任时，里基格·希哈布领导下的伊斯兰捍卫者阵线以“拒绝由非穆斯林领导穆斯林”为口号，煽动穆斯林选民反对钟万学担任雅加达特区首长。他们在2016年11月2日和12月2日两次发动上百万人上街反对钟万学的示威活动。钟万学败选后，伊斯兰极端派又以断章取义的手法，歪曲钟万学在竞选期间说过的一句话，给钟万学加上“亵渎古兰经”的罪名，将他告上法庭。已被伊斯兰极端势力控制的穆斯林长老会理事会（MUI）认定这一罪名成立后， 法庭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最终判决钟万学入狱两年。

中国及境外华文媒体大都将钟万学入狱一事只看作印尼“排华、反华”或“种族歧视”事件。实际上，“种族问题”并不是发生这一事件的主要因素。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和穆斯林长老会理事会用以煽动伊斯兰教信众反对钟万学的口号，一直是“反对非穆斯林领导穆斯林”，而只字没有提到钟万学的华裔身份。实际上，在佐科担任雅加达特区首长期间，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就曾以同样的理由，煽动一些伊斯兰教信众游行示威，要求撤换雅加达特区一位民选的基督徒女村长，遭到佐科领导的雅加达特区政府否决。印度尼西亚某些穆斯林选民反对钟万学担任雅加达特区首长可能带有种族偏见成分，但是不能只从“种族歧视”的角度判定钟万学事件的性质。从2014到2016年的一系列反钟万学事件，是伊斯兰极端派企图以捍卫穆斯林利益为借口，以获得广大穆斯林选民的拥护，进一步夺取国家最高政治权力。正如当时许多印度尼西亚媒体所指出，伊斯兰极端派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积极奉行苏加诺“潘查西拉”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政策的民族主义者佐科总统。

雅加达东区法院于2017年5月判决钟万学2年监禁后，印尼“大赦国际”组织曾呼吁释放钟万学，并要求印尼国会撤销1965年制定的“亵渎宗教法”，但毫无作用。这项法律和原有刑法第156条a款的条文因措辞含糊，其解释权完全属于穆斯林长老会理事会（MUI）。在实施该法以后，被定为“亵渎伊斯兰教”的人数不断增加，1965-1998年间，被控此罪者有10人，2005-2014年间竟增加到106人，其中多为原住民穆斯林。 2017年内，除钟万学被判刑外，至少曾有11人被法庭判处“亵渎宗教”罪。甚至苏加诺的次女苏玛瓦蒂（Sukmawati）也因主张宽容其他宗教信徒的言论而遭到伊斯兰极端派的挞伐，虽然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而未被定罪，却令她从此噤若寒蝉了。

钟万学事件无疑给佐科领导的民族主义政权敲响了警钟。在苏加诺长女梅加瓦蒂（Megawati）领导的斗争民主党积极支持下，佐科政府开始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展开了反击。2016年，佐科政府曾向国会提出新反恐法案，在国会几经辩论，未能通过。2018年5月，神权游击队在泗水市制造一起特大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4人死亡。这一恐怖袭击的执行者竟是一个家庭的6名成员，即一对夫妇和4名未成年的子女。他们都曾在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教国组织（ISIS）。这一恐袭事件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并终于促使印尼国会通过了新的反恐法。新法授予警察更大的执法权，包括可将逮捕的嫌犯扣押200天，以便警察部门进一步调查证据，对在外国加入恐怖组织又返回印度尼西亚的人可判处15年监禁等。2017年7月，佐科政府宣布取缔印度尼西亚解放组织（HTI）。

2017年可以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再次由兴而衰的转折点。佐科总统领导的第一届政府以其实干精神致力于建设国家和改善民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佐科廉洁奉公的作风给印度尼西亚政坛带来了新的气象，从而获得了选民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派在煽动广大穆斯林信众盲目反对钟万学等非穆斯林担任政府官员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和骚乱中，公然否定“潘查西拉”为建国的根基，也逐渐丧失了广大伊斯兰温和派选民的信任。就在2017年钟万学入狱不久，以“道德警察”自居的伊斯兰极端派首领里基格·希哈布与某女人的不雅对话视频被人公开检举，因而遭到广大穆斯林的谴责并被告上法庭。里基格·希哈布闻讯后，立即以朝圣为名，潜逃到沙特阿拉伯，经雅加达最高检察院多次传召而拒不回国。失去首领的伊斯兰极端派已难有昔日的风光，但仍企图继续制造事端，挑起伊斯兰信众之间的争斗。

与2014年的大选一样，佐科和普拉博沃仍是2019年大选的对手。普拉博沃仍然得到伊斯兰极端派的支持，种族问题却并未如一些人预料那样成为竞选炒作的议题，一些人曾担心的“排华”事件也并未发生。相反，华裔选民投票的积极性较以往几届大选都更加高涨。实际上，两位候选人的竞争还是代表伊斯兰温和派的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极端派势力的对决。为了获得穆斯林信众的支持，伊斯兰极端派在竞选中不断散布“佐科是假穆斯林”的谣言，甚至说佐科曾是印尼共的成员或其后裔。这些谣言虽已被事实戳穿，但也给佐科的竞选及其后的执政带来重重阻力。佐科起初曾选择伊斯兰温和派学者玛福德（Ma’fud）为副总统候选人，但遭遇伊斯兰极端派及一些保守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因此改以伊斯兰长老会理事会主席玛鲁夫（Ma’ruf Amin）为竞选搭档。

2019年大选的结果也与2014年相同，依然是佐科获得胜利。但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佐科的变化。佐科第一届任期内的政绩使他获得了更多选民的认可，而伊斯兰极端派制造的恐怖活动则越来越遭到民众的摒弃和谴责。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21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各地泛滥猖獗的势头受到挫折，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思潮再次回归“潘查西拉”民族主义。大选结束后，曾积极支持伊斯兰极端派的前总统、民主党主席尤多约诺以及国民使命党（PAN）荣誉主席阿敏·莱斯（Amien Rais）等立即承认失败，普拉博沃的竞选搭档桑迪亚加(Sandiaga)也主动上门拜会佐科。普拉博沃的失败暴露出他与伊斯兰极端派的“竞选联盟”不过是二者在政治上的相互利用，大选失败后即告分崩离析。

2004年起，印度尼西亚实行选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办法，但国会议席仍是通过另外的选举程序，根据各政党在各选区获得的选票决定。自2014年佐科首次当选总统后，在国会已逐步获得多数政党支持。上文提到，伊斯兰温和派学者玛福德在2019年大选前因伊斯兰极端派反对而未能成为佐科的副总统候选人，但佐科在胜选后还是任命玛福德担任内阁科技部长，而被伊斯兰极端派诬陷判刑的钟万学在出狱后，则被佐科任命为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董事长。国家石油公司是印尼最大的国营企业，从苏哈托掌权开始，该公司的主要领导人都是由苏哈托最信任的退役将领担任，他们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把公司变成了自己的摇钱树。如今佐科任用一向为官清廉的基督徒钟万学担任公司董事长，将有利于遏制印尼官场的贪腐之风。

佐科在竞选时选择印尼伊斯兰长老会理事会主席玛鲁夫为搭档，成功连任后又任命佐科的竞选对手普拉博沃担任国防部长这一重要职位，曾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也引起伊斯兰温和派的忧虑，许多人认为佐科此举是向伊斯兰极端派妥协退让，其结果必然是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普拉博沃在败选后立即脱离伊斯兰极端派阵营，投入佐科及其支持者斗争民主党麾下。他受邀出席斗争民主党的庆祝大会，受到了佐科以及斗争民主党主席梅加瓦蒂的热情欢迎。普拉博沃担任佐科内阁的国防部长后，不仅没有成为佐科执政的阻力，而是成为佐科的忠实助手。这说明，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社会主流民意终于重回民族主义政治的形势下，佐科的策略恰恰对普拉博沃与伊斯兰极端派的政治联盟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

在伊斯兰极端派日益不得人心的情况下，逃亡在沙特阿拉伯的里基格·希哈布成为他们东山再起的最大希望。2020年11月10日，里基格·希哈布返回印度尼西亚，受到拥护者的欢迎。11月14日，他为女儿举办了盛大的婚礼。这些活动违反了政府关于防疫的规定。警察局为此宣布将给予他拘留和罚款的惩处。里基格·希哈布闻讯后企图逃匿，但终于被拘捕归案，并被雅加达法院判决入狱4年，经上诉后改判2年。2020年12月30日，佐科政府宣布取缔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其部分成员虽声称另组印度尼西亚兄弟阵线（Front Persaudaraan Indonesia,缩写仍为FPI,以显示两个组织的继承关系）以示抗拒，但是，原伊斯兰捍卫者阵线的许多重要成员并未加入这一新组织。

佐科第二届任期政府成立后，在斗争民主党的支持下两次改组内阁，撤换了一些与伊斯兰极端派有密切联系的官员，但普拉博沃继续留任国防部长。另一方面，佐科将伊斯兰温和派学者玛福特由科技部长提升为政治法律与安全统筹部长，使他具有更大的权力，又任命另一名温和派学者雅谷特（Yaqut Cholil Qoumas）担任宗教部长。雅谷特出身于伊斯兰教士家庭，但在公立世俗学校受教育，曾任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安梭青年团的主席。他上任后第一次讲话就声明自己是印尼所有合法宗教的部长，也就是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孔教在印尼的平等地位。 佐科内阁两次改组无疑增强了伊斯兰温和派的力量，而改组结果获得代表伊斯兰极端派利益的伊斯兰长老会理事会（MUI）主席、副总统玛鲁夫的支持，似乎是人们预料中的事。

比起第一届政府来说，佐科第二届内阁一开始就稳获国会大多数政党的支持。2021年8月，国会中与伊斯兰极端派关系紧密的国民使命党（PAN）改选领导机构，印尼伊斯兰极端派在国会代言人、国民使命党创建者暨荣誉主席阿敏·莱斯（Amien Rais）落选，新理事会决定脱离反对派阵营，转而支持佐科政府。该党立场的转变使佐科政府在国会575个席位中占有471席，进一步巩固了伊斯兰温和派的统治基础。

在即将完成本文写作时，恰逢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U）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领导机构，结果是原任该会秘书的斯塔谷夫（Yahya Cholil Staquf）当选新一届主席。参加竞选的三名候选人都是伊斯兰温和派学者，他们的竞选纲领并没有多大区别，斯塔谷夫以其学识渊博和年富力强得以脱颖而出，并未令人感到意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佐科新任命的宗教部长雅谷特正是他的胞弟吧？

无论如何，在国际反恐斗争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力已呈衰退之势。下一届总统大选将鹿死谁手还难以预料，但大概率是印度尼西亚政治发展将回归“潘查西拉”民族主义的轨道。正如佐科在2019年赢得大选而蝉联总统时表达的愿望那样，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是“宽容和温和”的宗教，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将向国际社会展现伊斯兰温和派的新形象，为促进国际和平作出贡献。 而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