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6月11日，Saiful Mujani Research and Consulting（SMRC）研究员赛夫尔（Saiful Mujani）声称，团结变革联盟推举的总统候选人阿尼斯的可选性呈持续下降，阿尼斯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
阿尼斯能够进入最高政治舞台成为总统，即虽然他不是党内精英，甚至不是党员。虽然阿尼斯不是党员，但是阿尼斯可以吸引政党将其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也就是说，阿尼斯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至少在支持他的政党以及公众眼中是这样。
大约两三年前，我就认为，阿尼斯将与普拉波沃和甘贾尔等总统候选人竞争。普拉波沃在总统-副总统选举中参选了三次。甘贾尔在政党中有着很久的职业生涯，曾担任国会议员，现在担任中爪哇省长。因此，两人现在在总统选举中竞争是正常的。而阿尼斯很有趣，因为阿尼斯有着不同的政治旅程。
赛夫尔发现有很多人给阿尼斯提供希望。此外，正如阿尼斯的政治标语一样，阿尼斯希望改革或改善印度尼西亚政治。因此，有人给阿尼斯提供希望是有道理的。但为什么公众对阿尼斯的支持度却没有增长，甚至趋于下降？
赛夫尔指出，2022年12月，阿尼斯的可选性从 2021 年 5 月的23.5% 上升到 2022 年 5 月的28.1%。在进入2023年之前，人们预计阿尼斯将更具竞争力。但进入 2023 年直到 2023 年 5月初的最后一次调查，阿尼斯的可选性已从2022年 12月的 28.1% 大幅下降到 2023 年 5 月初的 19.7%。阿尼斯的下降幅度约为8.4%。随着可选性的下降，公众对阿尼斯的好感度在2023年也有所下降。2022 年 12 月阿尼斯的好感度为78%，在 2023年 4月 30日至 5 月 7 日的调查中，阿尼斯的好感度下降至70% 。
问题是为什么阿尼斯的可选性和好感度呈直线下降？SMRC研究考察了两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方面。这方面被认为适用于长期。在我国，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政治和国家政治或强调建国五项原则（潘查西拉）的趋势。
赛夫尔强调说，伊斯兰教和潘查西拉可以齐头并进。但伊斯兰教和潘查西拉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公共意识形态。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0到10的量表，其中0完美接近国家政治或潘查西拉，10完美接近政治伊斯兰。首先是自我评估，即公民在伊斯兰教和潘查西拉背景下的地位。其次，公众被要求评估三位总统候选人的意识形态立场：阿尼斯、甘贾尔和普拉波沃。
第二种方法是关于对经济的看法。这种方法更短期，因为可以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对经济的积极看法对特定候选人有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然后是关于佐科维总统的表现评估。如果对经济状况的看法是积极的，公众很可能也会对佐科维的表现感到满意。经济认知与公众对佐科维的表现和三位总统候选人的可选性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意识形态方面，在0-10的范围内，全国公民众的平均获得4.75。根据这些数据，赛夫尔评估说，公众更认同潘查西拉的意识形态。我国选民的意识形态情绪是更有可能是潘查西拉，而不是伊斯兰政治，如果向印尼公众提问，意识形态是什么？意识形态就是温和的潘查西拉。
根据公众评估，在潘查西拉和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光谱中，阿尼斯得分是 5.41。甘贾尔的平均评分为4.72。
赛夫尔指出，这个数字非常接近我国公众的总体意识形态立场，约为4.75。潘查西拉意识形态是我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公众对普拉波沃意识形态的平均评价约为4.61。根据公众的说法，普拉波沃的意识形态立场比起甘贾尔更加潘查西拉。这可能是因为公众看到甘贾尔是长老的女婿，妻子是虔诚的穆斯林。普拉波沃却没有与伊斯兰主义者关系密切的家庭背景。
这些人物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一般选民有什么关系？什么人更接近选民的立场？在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根据选民的说法，甘贾尔意识形态立场比阿尼斯和普拉波沃更接近选民的意识形态立场。选民的意识形态立场与甘贾尔之间的差异约为0.03，普拉波沃为0.14，阿尼斯为0.66。选民对甘贾尔和普拉波沃的意识形态立场没有显著差异，而与阿尼斯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却很大。
赛夫尔指出，总的来说，选民认为阿尼斯更伊斯兰化。选民不太喜欢伊斯兰政治，而更倾向于潘查西拉。这使得阿尼斯不容易在选举中获得进展的一个因素。在实际政治中，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政治家需要符合选民的总体立场。因此为了增加当选的机会，阿尼斯需要向公众解释其意识形态与普通公众没有什么不同。
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公众对国民经济状况的积极评价已恢复到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的初始状态。在0-100的范围内，经济状况指数从2022年10月的48上升到2023年5月初的65.8。
公众认为佐科维总统的表现不时再增加。在0-100的范围内，佐科维总统的绩效指数从2015年10月调查的59上升到2023年5月初的67.2。在过去6个月中，公众对佐科表现的满意度越来越高。
在统计分析中，发现阿尼斯的可选性与公众对2023年之前经济状况的积极评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r = +0.259）。在2023年之前，公众对经济状况的积极评估可能会增加对阿尼斯的支持。但进入 2023 年后情况就不同了。对经济的积极看法与阿尼斯的可选性之间的关系变为负值（r = -0.757）。
赛夫尔声称，公众对经济状况的积极看法的增加导致阿尼斯的可选举性下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尼斯的可选性与公众对佐科维表现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上。在2023年之前，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微弱或几乎无关（r=+0.156）。然而，进入2023年至今，阿尼斯的可选性与公众对佐科维表现的满意度之间出现负数现象（r = -0.984）。
公众对佐科维的满意度越高，对阿尼斯的支持就越弱。阿尼斯的可选举变得更弱，因为在过去6个月中，公众对佐科维表现的满意度有所增加，约为80%甚至82%，而在2022年约为70%。对佐科维表现的积极评价，对阿尼斯的可选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阿尼斯在这种情况下的定位是错误的，因为公众对佐科维的满意度有所提高。
此外，在过去的6个月里，关于变革的宣传越来越强大。阿尼斯的支持者看起来与政府更具对抗性。例如，民族民主党作为一个支持阿尼斯的政党，看起来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远。这都可以在公众眼中造成一种看法，即阿尼斯确实与政府不一致。虽然一般来说，选民是积极的或与政府保持一致，阿尼斯的政治与经济立场是不可能赢得选民的选票。（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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