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逼婚的父母”大概可算得上是“新三座大山”之一。这些为了让自己子女早日结婚的父母，不仅挖空心思地安排相亲对象、去公园里摆摊一样打探消息（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甚至被AtlasObscura一书收录为中国的“奇观”之一），甚至为了让子女早点结婚，会通过电话、微信等远程催婚，哪怕天涯海角。
有个女孩，父母为了逼婚，到她公司里坐着不走，她迫于无奈，于是和父母推荐的对象相亲结婚，但一个月后就离婚了。这当然是个悲剧，但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在她离婚之后，父母反倒也没催她再婚。她很难理解这种逻辑——是不是在父母眼里，一个成熟的女性只有在经历过婚姻（哪怕是失败的婚姻）之后，才算是成了一个正常的、被社会接纳的女性？
▲ 2014年9月27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内人头攒动，父母将子女的征婚信息贴在雨伞上。© 图虫
▌中国的父母为什么焦虑？
如果从父母的心理着眼，他们这样行事的逻辑其实并不难以索解。很多中国父母身上都遗留着一种传统心态：如果子女没结婚生子，父母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大事尚未完结。有些人病逝前，膝下子女未婚，不免觉得自己尚未尽到责任，大事未了，死不瞑目；相反，儿女完婚，子孙满堂，他们就觉人生再无挂碍，至少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一生使命。
▌礼法传统和个人主义的冲突
如果找几个父母谈谈，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就会发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晚几年结婚可以，甚至结婚后再离婚也都能忍受，但是不能不结婚——离婚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至少自己尽到了责任。他们不觉得是自己在逼婚，反倒认为是现在的孩子太没有责任心，太让家长操心。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倒不是说“不结婚不算成人”，而在于父母并没有认识到：子女是独立的另一个成年人，他结不结婚是他自己的事，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父母的逼婚在本质上是“人我不分”，也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
中国文化一贯就是一种注重“相互联系”的“群体本位”文化，用梁漱溟的话说，其核心精神是“人人互以对方为重”，这种社会互动关系不突出每个人作为具有自我意志的独立个体，而是强调重视他人的感受与评价，并据此来调整自己行为的愿望与要求。在礼法社会的传统下，这就意味着子女在一系列人生大事上要根据父母的期望来为人处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父母在逼婚时还能理直气壮地谴责子女大龄未婚是“不孝”、“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因为新的一代更加独立自主，考虑自己的感受和自我意志多过顾虑父母的感受与意志。
这种文化精神注重的不是个体感受，因为其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家”这样一个群体，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应无条件地为此做出自我牺牲——这个逻辑放大之后的结果，便是常说的“舍小家顾大家”。相应地，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也应当无微不至地照顾、安排好每个成员的生活，所谓“父慈子孝”、“长幼有序”，这不仅是一种职责，甚至是其人生价值所在。
在中国的社会的逻辑里，父母“管”子女，相应地，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不应“不管”父母。在家庭里，父母常说“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我的就是你的”，我妈也常对我说：“我们就你一个儿子，家里的财产，连我们两把老骨头都是你的。”很多人工作之后，家长都会让他们上交一部分薪水，名义上是交给父母的饭钱、房租，但其实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花这些钱，仅仅是为了怕孩子乱花钱而帮他们“代管”。这显然是一个重视相互联系，而非个体独立的社会网络。
▲ 2015年重阳节前日，杭州一群“啃老族”举办“断奶仪式”，宣誓爱老敬老不啃老，要“断奶”为长辈尽孝。© 图虫
公平地说，有些年轻人虽然说着要“独立”，但其实仅仅是不想被父母管束（往往将来也不想管父母），另一面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给予的各种物质帮助。固然现在房价高企，单凭子女自身的经济能力本来就难，但问题在于，“啃老”的现象在东亚和南欧（尤其意大利）特别多见，这些社会同样具有浓厚的传统父权制文化，这并不是偶然。因为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父母往往对子女承担了无限责任，甚至子女成家之后还帮他还赌债。
这些结构性的因素，要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可想极难；不过，“逼婚”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本身也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结构正在瓦解，因为真正传统的社会里，父母是根本不需要逼婚的，或逼婚后子女也不敢不从，只有在子女的自我意志已经难以驾驭的年代，才会出现这样现象，而逼婚的父母也才会被年轻一代视为某种“集体变态”。这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终结，就看到时有多少人能在自己为人父母后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件事了：给子女自由，也是给自己自由。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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