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3, 2021

香港：朱家健 延后一年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落幕，曲终人散，奥运圣火熄灭，随著闭幕礼在掌声中谢幕，预告奥运将于2024年在法国巴黎舞台上演，东京奥运落幕。纵然今届奥运在新冠疫情笼罩下气氛不再，开幕式和闭幕式也因疫情和临时替换了总设计师而稍见逊色，而且缺少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参赛运动员依然发挥应有水准，传承奥林匹克精神。今届奥运，印度尼西亚喜获一面金牌、一面银牌和三名铜牌，可喜可贺，见证了过去多年运动员和教练工作人员团队的努力。 日本也已尽最大努力保障选手代表团、随行教练、工作人员和当地居民的健康，虽然代表团人数设了上限，并只允许运动员和随团人员入住选手村和出入指定比赛场馆，体温须受定期纪录和监测，在防疫措施下，严禁运动员相互握手、拥抱和发生性行为等，日本在奥运举行前后和期间，每天仍录得较高的每天确诊病例，犹幸这个国际综合运动会仍算可勉强有序举行，疫情未有在各国运动员之间交叉相互传播，日本在举国资源的安排下，不过不失，东京奥运可以说是历届其中一届最艰难的奥运会。 遗憾地，在东京奥运前期和期间，仍不断爆出丑闻，日本新闻曾揭露当地场馆兴建超支、竞逐争取主办权时现贪腐行为；此外，日本主管奥运的前官员森喜朗等也曾失言，被指不尊重女性而引咎辞职。奥运会期间，某些运动员在没有取得赛会同意下，在新冠疫情肆虐下仍然自私的离开选手村四处逛，增加了感染和在东京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另外，澳大利亚选手居住的宿舍房间被入住者大肆破坏，毫无自律和感恩之情，纪律荡然无存，透视该国个别运动员对秩序的藐视；美国某田径项目银牌得主在颁奖台上高调做出政治手势，毋视奥林匹克禁止政治种族宣示的宗旨，让世人可看到该国的文化；另有白俄运动员在参与东京奥运期间寻求政治庇护，政治骑劫了体育盛事，政客盖过运动员风彩；东京奥运期间，曾出现某些裁判作出极具争议性判决，结果偏斜并对主办国选手有利，这或许只是个别事件；来自乌兹别克的大学生志愿者强姦当地女生，后来获日本作出不被起诉的决定，这是对女性的侮辱；无论如何，奥运主办国也展现了其礼貌、文化和礼仪，一众健儿和电视机前看直播的全球观众也深深感受到大和民族的办事能力。 各国健儿代表所属国家在场馆内公平竞技，力争佳绩，体现了体育精神的普世价值和友谊，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更为世界重拾久违的微笑和轻鬆；奥林匹克圣火在日本东京期间，战火、内乱和境内衝突却仍蹂躏亚洲数个国家的民众，甚为讽刺。 东京奥运过后，将迎来东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Paralympic Games)，宣扬反歧视、相互尊重和团结的信息。无论是奥运会还是残奥会，均不应该政治化。 万众期待，北京冬奥2022将于明年2月4日在中国北京市进行开幕典礼，北京市是继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后，再次举办奥运会，同时，北京市也是首个分别举办奥运和冬季奥运的城市，北京将联同中国河北省城市张家口市共同承办冬奥，场馆基建和设施已陆续落成，北京也悉心为冬奥作出准备，前期工作如火如荼，同时也将做好防疫。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以中国国宝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结合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体现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冰墩墩”已急不及待，期望与世界六十余亿人口见面，我们告别东京，并相约北京！期待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选手在北京冬奥续创辉煌！ （作者系博士研究生、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

本报评论员：余凡 8月8日，为期17天的东京奥运落幕，在“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口号下，运动员们积蓄5年的力量终于得到释放的机会。印尼热烈欢迎为国拼搏的健儿们平安回国，各类媒体都积极报道选手们为国争光背后的汗水以及坚定的信念。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向国民承诺的“复兴奥运”，却因新冠疫情而沦为空话。东京奥运是近届金牌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主场作战的日本苦心经营，慎密布局，原拟夺取30枚以上的金牌，不料好梦难圆。东奥会新增空手道、滑板、冲浪、攀岩、三人篮球等五大项，都是日本队优势项目，对东道主提升金牌数创造有利条件。 若非竭尽主办国之利，日本哪能把金牌数由上届的12枚剧增至本届的27枚？新增的滑板项目为日本增添3面金牌，但滑板适用于奥运项目吗？稚气未除的12岁小女孩成为金牌运动员，会令奥运金牌升值或贬值？竞技运动与娱乐表演的分野何在？ 在7月下旬的女子体操资格赛，中国体操选手唐茜靖选用讲述“七七事变”抗日电影《红高粱》的主题曲《九儿》作为背景音乐，戳痛了日本右翼政府的玻璃心！ 除了奥运金牌的不能“如意”，攀升的疫情也让东京犯愁。何况，对日本来说，每年8月是“伤感季节”。8月9日是日本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纪念日，15日是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国耻日。期间总会冒出各种淡化、美化侵略罪行的刺耳杂音。 多年来，日本只是偏狭地反省其军国主义历史，在日本制作的各类二战纪录片中，有对广岛、长崎悲惨遭遇的控诉，有反思社会的集体狂躁，也有伤感于年少出征的“神风敢死队员”、战后流离失所的“满蒙遗民”……不明真相的年轻一代只看到日本作为“受害者”的巨大悲情，却看不到日本作为“侵略者”到底做了什么？亚洲邻国在日本刀枪下又经历了怎样血腥的苦难？那些慰安妇、劳工遭受了怎样悲惨的折磨！ 近来，德国驻日使馆发布推特称：“广岛和长崎是核战争疯狂的象征性存在。那是源自于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一场战争。”这段根据历史的论述，却引来大量日本网民跟帖表达不满，有人甚至宣称日本当年是被迫发动“自卫战争”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项昊宇著文“推特风波折射日本扭曲历史认知”评论：“日本社会扭曲的历史认识根深蒂固。日本官方和主流媒体对此要么草草带过，要么是纠缠于死伤人数等细节问题，鲜有正面反思。”“美国战后改造日本的不彻底，出于反共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的纵容、扶植奠定了保守势力主导的日本政坛格局。”“随着日本政治日益滑向狭隘保守主义的死胡同，日本政客、媒体和学者热衷于渲染外部威胁，鼓动修宪强军，让人嗅到越来越危险的气息。”揭开了右翼的面具。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发现百年来一直被鄙视的穷邻居已壮大成为世界强国，心态严重失衡，优越感被焦虑感所取代。尤其是在这窘迫、诸事不利的“伤感季节”。日本不愿效仿德国承认战争罪行，但历史记忆不会消失；多年后，日本将会更“伤感”。 与日本大不相同，8月份是许多亚洲国家举国欢庆的日子，他们在8月份脱离了日本军刀下的惨痛和屈辱，他们在8月份挣开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光荣地独立了！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以流血抗争摆脱了日本军国主义及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最近，佐科总统宣布已对盘踞在廖省长达70年的“罗干油田”美国企业全部接管，坚定地回击了反对阵营的无理指责和挑战，赢得了民众的掌声。 本国的经济发展在疫情期间仍有不俗的表现，让世界惊艳！而近期的新冠确诊也有回缓的迹象，反科学、反智的噪声也少了，让政府能全神贯注地治理国家要务。路上交通因限制令(PPKM)显得萧疏，但喜迎国庆的夹道旌旗，表现了民众的振奋与信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虽然只有半年多，但已数不清有多少次奢谈南海。这一次，他在联合国又老调重弹。 在9日的安理会海上安全问题公开会上，布林肯发出警告，“在南海，我们看到船只在海上的危险相遇和推进非法海上领土主张的挑衅行动”。他表示，美国已对相关国家的行动明确表达了它的“关切”。 作为承载全球近一半海运贸易量的重要国际航道，南海航行安全至关重要。布林肯在安理会上的发言有一点倒是说对了，在这里爆发冲突“将对安全和商业产生严重的全球后果”。这里关键要搞清的是：究竟是谁在搅动南海的安全？ 美国海洋问题知名学者马克·瓦伦西亚曾直言不讳，“美国很清楚，中国从未试图干涉南海商业航行自由。”事实上，中国不仅从未干涉正常合法的南海航行自由，且一直以来都为保障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不懈努力。 2019年1月，中国在南沙群岛永暑礁建立“海上救助中心”，此举获得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致点赞。2020年底，中国在南海成功营救遇险的塞拉利昂籍货船的10名船员，充分彰显了中国积极履行国际公约的救援义务。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在9日的会议上表示，美国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动辄把先进舰机开进南海，肆意挑衅，公开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是对南海稳定最大的威胁。 人们看到，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军继续在南海地区保持高强度的武力威慑行动和海空抵近侦察。“罗斯福”号和“里根”号航母先后4次进入南海活动，7月12日，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闯中国西沙领海，遭遇中国海空兵力警告驱离。 对于美国将南海作为谋求政治私利的“狩猎场”，南海周边国家并不欢迎。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希沙姆丁曾表示，“军舰和潜艇在南海的存在很可能导致误判，最终会影响本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曾公开表示，“（南海）航道上的对抗和威胁来自域外”。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通过双边协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识。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正在积极推进，并取得令人欣慰的进展。 美国炒作南海安全问题的真相早已大白，所以虽然拜登政府不断拉拢盟友来南海助阵，但真愿意来搅浑水的很少。 本月初，做足了宣传攻势的英国“伊丽莎白”号航母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到达南海，却几乎悄无声息地低调通过。德国也20年来首次派出一艘护卫舰前往印太，并大张旗鼓表示将驶入南海，“和伙伴与盟友一道，捍卫共同的价值利益”，但又为自己留了后路，向中方提出希望德国军舰能访问上海港口，“以保持对话”。 所以，大家看来都清楚：如果有谁一意孤行，千里迢迢来搅局南海，不仅将引起公愤，还会落得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

安德利安•布尔沃塞布德罗 （ARDRIAN PURWOSEPUTRO） 1967年至2000年 这个时期布袋哇扬戏被禁止演出。1967年第14号总统令规定，禁止在印尼举办任何形式的中华文化活动。寺庙里的布袋哇扬戏也因此被禁止演出。此后，爪哇各个寺庙都不再有布袋哇扬戏表演。 然而有意思的是，东爪哇的几个寺庙每年仍有布袋哇扬戏上演，其中包括了古多的凤山宫（Kelenteng Hong San Kiong），也称古多宫（Kelenteng Gudo）；泗水的福德庙（Kelenteng Hok Tek Hian），也称杜古庙（Kelenteng Dukuh）。其他寺庙也举办过布袋戏表演但后来都相继停止，如勿里达的保安宫（Kelenteng Poo An Kiong）、多隆阿贡的慈德宫（Kelenteng Tjoe Tik Kiong），还有在岩望、莫佐萨利、绒网、玛琅、罗科占比，以及在雅加达的德禄贡和金德院，梭罗和苏甲巫眉等地的寺庙。20世纪80年代，东爪哇的布袋哇扬戏表演团在北苏门答腊的棉兰有机会举行了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表演。 来自新秩序时期的统治者和军方的压力显而易见。所有带有中华元素的标志和象征，例如带有莲花图案或汉字的祭坛在布袋哇扬戏表演中被禁止使用，闽南语同样也被禁止使用。但事实上，表演中其他内容都使用了印尼语，口白和吟唱部分则仍旧使用闽南语。表演的剧目也要迎合政府口味。爪哇的布袋哇扬戏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到新的篇章。 中华文化备受压制的新秩序时期，布袋戏艺人也经历了一些逸闻趣事。20世纪70年代，爪哇布袋戏大师瑟索莫想在玛琅的寺庙中表演布袋戏却遇到了困难。因为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他不得不推迟原计划持续十天的表演。瑟索莫和寺庙管理员还被要求向当地政府、警察、军方、社会政治部门以及宗教局和文化局报备。最后他们终于取得了表演许可，但却被要求在表演地点周围设立屏障遮蔽，不能让社会大众知道。表演的剧本也受到限制。原先打算表演的《薛仁贵》因其含有政治和战争因素而被禁止，改为表演《西游记》。 三宝垄布袋戏大师张忠义（Thio Tiong Gie），在经历了1967年三宝垄事件后结束了他的布袋戏生涯。和往常一样，表演时观众会给布袋戏艺人送红包。当张忠义打开其中一个红包时感到心惊胆战，因为红包中有张纸条写着“明早请到军分区司令部办公室来”。第二天，张忠义来到军分区司令部办公室被提问审讯。审讯结果表示他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在表演布袋哇扬戏时使用的语言，二是祭坛布上的莲花图案。张忠义解释说，表演使用的是印尼语，只有在开场独白时使用了闽南语，因为这部分无法翻译成印尼语，就算翻译成印尼语也会失去它原来的节奏。但军方并不接受这一解释。而祭坛布上象征着“永恒”的Cung Hwee花图案也被军方当做是与印尼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的会徽“莲花”而禁止使用。（详见《铜锣》杂志2005年第67期VII版，第16页） 直到1970年代末，布袋戏艺人中仍以土生华人居多。后来，那些曾经在布袋戏艺人身边当助手的爪哇学徒也有机会当上布袋戏艺人。例如，瑟索莫自1968年起就当上了布袋戏艺人，来自泗水的阿里·萨迪（Ali Sadi）和布瓦迪［Purwadi，又名迪迪（Didik）］也开始表演布袋戏。 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制作布袋戏木偶的工匠。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土生华人，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是职业的布袋戏艺人。著名的布袋戏木偶工艺大师有来自勿里达的林星全［Liem Sing Tjwan，别名古纳万（Gunawan）］，多隆阿贡的郭哥（Kok），泗水的桑桑（Sang Sang），和古多的陈顺民（Tan Soen Bin）。除了雕刻外，他们也很擅长绘制布袋戏的木偶。 迈入20世纪80年代，布袋哇扬戏艺术家们，其中包括操偶师、操偶师助手和奏乐师都不再是清一色的华人。甚至出现了土生华人操偶师逐渐减少的现象。80年代初只出现了一位土生华人操偶师，那就是来自多隆阿贡的林玉山（Liem Giok Sam），又名桑多索·希达悦（Santoso Hidayat）。正是因为新秩序时期对华人的歧视和压制政策造成了这种转变，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导致年轻一代的印尼华人倾向于选择商业和贸易，远离自己的艺术和文化。 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爪哇族艺人开始登上布袋哇扬戏的舞台。其中有些人也成为了现今著名的操偶师。80至90年代出现的几位爪哇操偶师到现在仍负盛名，例如苏加尔·穆吉奥诺［Sukar Mudjiono，又名 约翰·R（John R）］，苏巴迪［ Soepardi，又名阿里竞（Alicing）］和巴尔迪·库景（Pardi Kucing）。90年代著名操偶师包括苏吉约·瓦鲁约［Sugiyo Waluyo，又名苏布尔（Subur）］，斯拉默［Selamet，又名斯拉特（Sirat）］和埃迪·苏特利斯诺（Edy Sutrisno），来自泗水的苏达多［Sutarto，又名格格（Kekek）］和来自宗班的布万多（Purwanto）。 因为布袋哇扬戏在东爪哇和中爪哇得以传承和推广，所以布袋哇扬戏艺术团培训中心和布袋哇扬戏艺术家团体在上述地区出现也不足为奇了。1967年至2000年，在泗水、古多、勿里达、多隆阿贡和三宝垄也出现了布袋哇扬戏艺人培训中心。这个现象也被视为是对新秩序政权镇压行动的反抗。可惜的是，三宝垄的培训中心只维持到80年代末，至今还没有新一代的接班人出现。 布袋哇扬戏艺人团体也是如此。那时只有三个布袋哇扬戏团，即泗水布袋哇扬戏团、多隆阿贡布袋哇扬戏团和三宝垄布袋哇扬戏团。为了能延续1968年至2000年被禁的古多福和安团的繁荣，林星全（Liem Sing Tjwan），又名古纳万 （Gunawan），创立了多隆阿贡布袋哇扬戏团［2012年10月6日，托尼·哈松诺（别名屠福来）在古多的访谈；2012年7月18日，苏加尔·穆齐奥诺（Sukar Mujiono）在泗水的访谈；2013年6月11日，库瓦多（Kuwato，又名林玉明Liem Giok Bieng）的电话访谈］。詹姆斯·伯连顿（James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