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27, 2021

本报评论员：余凡 随着各国的情报解密、信息泄露，历史的刀光血影、巨浪淘沙，很多丑恶的黑幕被掀起，结疤的旧伤被揭开。让世人看清了那些民主灯塔、自由之神狰狞及沾血的真面目。 《罗盘网》(KOMPAS.com)于25日报道，因观察者(Observer)的报告，不少外国媒体争相关注英国政府牵涉到印尼1965-1966年大屠杀事件的秘密。该事件是因为1965年发生的俗称“九卅事件”(G30S)流产政变后引起的，印共领导层被追捕、刑拘甚至处决！ 1965年11月22日，印共党魁及高层陆续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刑处死，但屠杀行动并没有停下。创办于1821年的英国主流媒体《卫报》(The Guardian)近日称：英国被证实煽动印尼1965-1966年的大屠杀事件，而美国中情局CIA后来也不得不承认，那次事件是“20世纪最残暴的集体大屠杀事件之一”，估计被杀害的左翼或无辜人士达50万人之多。 《卫报》17日援引最新解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称，在当时西方同盟与苏联阵营“冷战”的大背景下，为防止印尼投向共产主义阵营，英国外交部秘密机构讯息调查部(IRD)官员威恩于1965年初被派往新加坡，带领一个秘密团队打着“印尼爱国人士”旗号编写反共、反苏加诺政府的虚假新闻，并专门针对印尼军方和各级官员展开宣传攻势。 1965年9月30日，一名左倾的总统警卫团校级军官，竟愚昧地发动军变，杀害数位将领。英国情报部门当然不会放过机会，马上把事件归罪给印共及华侨团体，开动宣传工具并印发大量刊物，煽动右翼将领及反共团体“把印共及所有左翼团体消灭干净”！还警告“只要印共领导人仍逍遥法外，他们的从属没有受到惩罚”，印尼将一直处在危险之中。 《卫报》指出，虽然外界认为印共部分成员参与“九卅运动”，并无证据表明苏加诺总统事先知情，亦无证据表明印共作为一个组织策划了此事。然而，苏哈托仍借机剥夺苏加诺的权力并将他软禁。更以军权霸凌手段排除异己，大肆没收华侨团体的合法资产。 报道提到一名叫做北佐(Bedjo Untung)的印尼老人，当他17岁时参与苏加诺路线的“反对帝国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组织。他父亲是中爪哇有名望的教师，不曾参加印共组织，却遭囚禁长达11年。他本人也被苏哈多政权以“政治犯”罪名关押了9年。他表示这份文件揭露了真相，而英国多年来一直否认参与颠覆苏加诺的政变。“我强烈要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在大屠杀事件中获利的国家，应该向苏加诺的忠实追随者及无辜死难者负责并作出道歉。”就如荷兰威廉国王于2020年向印尼致歉一样。“作为受害者，我们很愤怒，重建(Rekonsiliasi)不可能没有真相，希望所有真相能公开。” 香港《南华早报》(SCMP)报道，对英国涉及印尼1965-1966年大屠杀事件的怀疑由来已久，这份最新文件显示，英国官员在上世纪60年代秘密使用“黑色宣传”手段，鼓动一些印尼知名人士“切除共产主义癌症”，秘密煽动印尼右翼分子消灭印共及左翼人士。 英国精心策划反共宣传，煽动印尼军方推翻国父苏加诺及“铲除共产党”，是1965至1966年印尼大屠杀的幕后黑手之一。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同样在大屠杀期间煽风点火。印尼特赦组织的乌斯曼(Usman Hamid)表示，有了新证据，政府不能再以历史久远、缺乏证据为由推托重启对大屠杀事件的调查。不过，他却没有对西方作出有力的抨击。 《今日俄罗斯》（RT）分析，1963年，印尼和当时英国殖民政府马来联邦之间严重对抗，令英国不满。印尼军方和印共是当时支持总统苏加诺的两支关键力量，苏加诺一直在两方之间努力取得平衡，这给英国发动反共宣传战、搞垮苏加诺政权提供难得的机会。 熟悉这段历史的记者邓肯·坎贝尔称，英方当时能截获印尼的信息，掌握印尼军政屠杀左翼的动向。时任英外交调查部(IRD)的专家诺曼·雷达威曾向英驻印尼大使透露，英方政策是掩盖印尼军方鼓动屠杀的事实，苏加诺倒台是英国宣传战的重大胜利。并吹嘘：“苏加诺跟马来联邦搞对抗导致英国每年花费2.5亿英镑，但宣传战在6个月内只花费极低的成本就把问题解决了。” 2017年美国的解密文件显示，美方也怂恿大屠杀的进行。 美国将反西方殖民且亲共的苏加诺政府视为眼中钉，中情局(CIA)曾于1958年在印尼资助地方武装叛乱。当时持反共立场的印尼军队，大多曾接受美军的训练和影响。 英国的罪行引发热议，网友JOAQUIN表示：“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人，任何和英国规则对着干的人都面临着一样的命运：大屠杀、饥饿、掠夺等等。这些英国人的衣橱里藏着数百万人的尸体。”ONCOM网友直言，“在每个骚乱事件背后，总会有西方的干涉。” 回顾历史，西方因担心葡属东帝汶倒向苏联，极力鼓动印尼出兵。但苏联解体后，西方又以民主为由支持东帝汶脱离印尼统治。善恶果报，天道好还，且看英国如何收场？

巴厘：意如香 “宁可穷家业，不可穷教育”，是历代先贤办学的崇高理念。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是先贤们倾毕生精力从事的“利人利己”伟业。一个企业与国家的发展壮大，全靠拥有大批志尚崇高的尖端人才，而尖端人才更是通过长期的教育育人，培育有信仰理想的人才而获得。古训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因此崇尚教育，培育人才，是历代先贤留给后人最为宝贵“治学、齐家、立国”的至理名言。 在南洋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老先生，陈老先生是个著名的星马华商与爱国侨领，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他四处奔走筹款支援中国抗日斗争，曾到过延安拜会毛泽东与周恩来，对中共的信仰理念与坚决抗日推崇备至，也曾经被日寇追捕而隐蔽在东爪玛朗避难。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后，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惜变卖星马的家产而在福建创办“厦门大学”与“集美中小学”。陈嘉庚散尽家业仅为新中国培养人才，一身致力于教育的高风亮节，在中外赢得极为崇高的评价。如今厦大与集美中小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极富盛名的高校。陈嘉庚老先生的善举与美名，更是与这两所学校教育育人的伟业，永远载入新中国教育事业里名垂千史的海外伟人名列中。 如今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见证了一个“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成功企业家翁俊民博士。翁博士一向处事待人坦荡有为，事业成功后，对公益事业出手不凡，获得当局器重，被委任为总统与军部顾问高参。难能可贵的是，他读泗水华校“中中”只到初三的“最后一课”，学校就被苏哈托军政权封闭了。但翁博士仍然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没有忘记“中中”学校的师生情。在他事业成功鼎盛期的当今，始终缅怀“中中”陈金运老师，不辜负对他复办学校的嘱托，翁俊民博士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独资承办起了复办“中中”华校的重任。 经过几年的筹划，一所宏伟的泗水“新中中”华校即将封顶，明年3月将完成全部工程项目，6月份就能招生开课。前泗水“中中”有学生2900名，教师130名，是泗水一所与“新中”齐名的名校，培养了无数的泗水华社人才，成为当今泗水华社的中坚人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社会栋梁职责。在香港与中国大陆，“中中”学子也是人才辈出，都发挥了“中中”人的社会责任。 翁俊民博士下决心要把“新中中”办成继承先辈培养人才的名校，他提出了宏伟的办学理念，重视教师队伍的高品质高质量，正在物色顶尖人才掌校的校长人选，并积极与新加坡、中国的教育机构合作，和欧美的高等名校挂钩，要把“新中中“办成真正的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翁俊民博士认为：不能穷教育，更不能穷教师，聘请德才兼备的好教师，必须注重教师的福利，教师生活有保障才能专心从事教育生涯。他认为：不是有钱就能建校，要有崇高的办学理念，才能办成有灵魂的高等学府。因此不能只注重学校赚钱、只讲“利润盈利”，如果一味只是广收学员，“高学费，高收入”，最终只会办成“学店”的商业模式，脱离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灵魂宗旨。如此的“学店”误人子弟，贻笑大方，不办也罢。 翁俊民博士也认为：要如母校“中中”那样，严谨治学，培养出有用人才。因此必须面对电子、高科技人工智能的现代化时代，接受这种挑战，要把20年后的社会变化预计在内，建成为“新中中”的强势，努力办成高质量的印尼数一数二中小学。 众所周知，熟读领会了中华古文化内涵的翁俊民博士，向来敢说敢言，言必行，行必果，他感谢广大“中中”母校校友的支持，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立志复办“中中”华校，给“中中”师生一个交代，也对华族下一代一个交代，给华裔子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环境。他信誓旦旦：让华族子弟上“最后一课”华文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深信：以翁俊民博士的为人魄力，与翁氏家族企业的蒸蒸日上，必能在财力兼备下，广招人才，为服务“新中中”学校，培育广用尖端良才。在翁博士高瞻远瞩的治理下，必能把“新中中”办成一所印尼名副其实的高质量华校，继承“中中”母校老前辈崇高的办学理念，高举陈嘉庚办学育人的高风亮节，办成为像“厦门大学”一样，为海外华人推崇求学的高等学府，则是印尼华裔子弟之福音。誓为印度尼西亚祖国培养高端人才，诚如翁俊民博士所表达心愿：让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为建设印尼祖国，贡献华族的聪明才智。正是为实现翁俊民博士创办“新中中”的崇高理想，服务于印度尼西亚祖国的宿愿而开怀高唱。 祝愿翁俊民博士心想事成，让“新中中”与“新中三语学校”一样，办成为KaliMas滔滔金河畔泗水之滨的著名学府，成为泗水市之光，让泗水华人与“中中”人扬眉吐气、成为永远的骄傲。

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随着技术的发展，留声机和黑胶唱片逐渐成为20 世纪初居住在荷属东印度的欧洲人急切寻求的商品。看到这一商机，华人开始成为售卖这些商品的代理商。从那时起，用小提琴或者钢琴演奏西方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所带来的动人旋律，对居住在城市中的华人家庭来说愈加熟悉，这其中就包括了日惹的印刷企业家陈月明（Tan Gwat Bing）。 陈月明常去他哥哥售卖黑胶唱片的店里听歌。正是从那里，他开始了解著名作曲家所创作的小夜曲、华尔兹以及军队进行曲等。当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后来他许愿，如果之后能够有一个儿子，他会把小提琴作为礼物送给他（Surtihadi, 2008:62-63）。1913 年7 月8 日，他的第二个孩子在日惹出生，是个男孩，取名为陈添贵（Tan Thiam Kwie）。 陈添贵在类似小学的荷兰中华学校（Hollands Chinese School，简称HCS）就读时上了第一堂小提琴课，恰好在那里有一位教小提琴的印尼土生华人老师陈敬然（Tan King Djan）。后来，当他在类似初中的初级中学（Meer Uitgebreid Lager Onderwijs，简称MULO）和类似高中的高级中学（Algemeene Midelbare School，简称AMS）就读时，他师从日惹欧洲俱乐部管弦乐队（Sositet） 中的两位小提琴家——来自菲律宾的弗朗西斯科·贝纳多（Francesco Bernardo）和来自意大利的阿蒂利奥·格诺基（Atillio Gnocchi）。也是在那个时候，陈添贵结识了著名小提琴家苏万迪（Soewandi），他们后来还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从苏万迪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小提琴的知识。苏万迪的孩子们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家——其中一位还与诗人连德拉（W.S.Rendra）结婚。 随着外语能力不断提高，陈添贵开始从荷兰语、德语和英语的小提琴练习教科书中获得更多知识。1933 年，他成为了一位小提琴家教，同时也和管弦乐队社团维雷尼根（Orkes De Vereeniging）合作。20 世纪30 年代，在这个管弦乐队社团的一个项目中，只记载了三位非欧洲籍乐手，他们分别是：苏万迪，马斯·萨尔迪（Mas Sardi）[小提琴家伊德里斯·萨尔迪（Idris Sardi）的父亲]和陈添贵（Surtihadi, 2008:62-65, 79）。 进入独立时期，陈添贵以小提琴手的身份与苏万迪（Soewandi）为首的日惹电台管弦乐队（Orkes Radio Yogyakarta，简称O.R.Y）合作，一直到他退休（1946-1981）。看来在那个时候，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已经开始考虑民众对于音乐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校的需求。这个初步设想由穆罕默德·雅明（Muhammad Yamin）、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九世（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苏帕尔迪·伯拉维罗诺尼格罗（Supardi Prawironegoro）和包括陈添贵在内的其他几位人士共同提出，于1952 年在日惹成立了印尼音乐学校（Sekolah Musik Indonesia，简称S MIND）（Surtihadi, 2008: 83 -84:Hardjana, 2004: 319）。自1952 年6 月至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