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推动的两件事，可能在未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一是美国推动G7国家接受了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政策。该提议在G7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下一步可能在G20国家进行游说，希望获得更大范围的同意。其中，中国是最重要的受游说对象，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中国最终同意，将有利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更快成为一项全球性规则。
二是拜登政府在上台后开始推进对富人增税的计划。核心内容是增加富人的资本利得税，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富人恢复到布什时期39.6%的个人所得税率。右翼经济学家警告称，对公司和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加税会伤害整体经济增长；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表示，近几十年所践行的“涓滴理论”并没有成功，转换策略的时刻已经到了。所谓“涓滴经济学”（即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
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推动的这两项政策，主要着眼于缓解美国的财政压力，同时调节社会的财富分配。实行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政策，意在解决跨国公司少交税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税收，在全球范围内向“税收洼地”国家和地区转移财富，造成事实上少交税现象。此次G7形成统一战线，对在全球规模最大、收入最多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征收15%的税率，以防止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等超级企业通过利用“税收洼地”避税，同时也避免“避税天堂”利用低税率吸引企业或财富流入。
面向富人增税，意在堵住富人纳税不足的漏洞。非营利组织ProPublica援引美国国税局的机密数据指出，25位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身价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总共增加了4010亿美元，但这些人在这5年中总共只缴纳了136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真实税率相当于3.4%，相比之下美国一般劳工的最高税率可以高达37%。拜登上任后曾经表示，“我不是要惩罚任何人，但我不会增加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他们已经付得够多了。”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拜登政府的这些举措如果持续下去，将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挑战传统资本主义。对于美国和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富人阶层长期以来就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也是资本主义体制最大的受益者。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央行持续大放水，世界进入了资本过剩格局。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国更大规模地出台刺激政策挽救经济，将全球信用扩张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新的形势对于拥有更多资本财富的富人阶层是极大的利好，他们在全球市场上可通过以钱生钱的方式来获取更多财富，这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对这种趋势，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已经做过深入的分析。
现在拜登政府对富人增加税收，在全球推行最低企业税率，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他的竞选政治承诺，客观上会推动美国迈向福利社会；另一方面，这些举措导致的结果，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的一种挑战。在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日益艰难的社会，在信用扩张导致富人阶层更方便地获取财富的社会，如果政府利用权力来重新分配财富，不仅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还可能对传统资本主义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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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以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和富人增税为代表的政策，将带来一系列的改变。首先，在信用扩张的时代，财富创造和增值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钱生钱产生收入，要远高于以劳动生钱、以要素投入实业生钱。新的税收变化将挑战资本主义这一新特征。其次，通过税收变化，全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财富，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公平，这将为今后的社会福利化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三，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影响逐渐增大、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时代。前述当今世界的信用扩张，中央银行大量印钱，就与现代货币理论所倡导的观念和实践有关。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受到财政需求的主导，而不是如过去一样来自央行、通胀及相关法规的约束，那么世界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模式，就完全有理由发生很大的变化。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富人增税的政策变化来看，这既是美国政府寻求强化财政的一种策略，也是政府对当前的货币扩张、信用扩张时代做出的一个回应。这些新变化将会挑战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将会产生具有全球性的影响。（AHJ）
（来源：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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