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7, 2022

伊斯坎达先生（Iskandar Widjaja）作为2013年作为亚太经合会议官方论坛的开幕演出者，并经常与柏林爱乐乐团、雅加达 Aula Simfonia、特拉维夫歌剧院、香港大会堂共同巡回演出；同时以独奏者的身份与悉尼交响乐团、德国交响乐团和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瑞士罗马交响乐团、华沙、慕尼黑及上海爱乐乐团等乐团合作演出，足迹遍布五大洲各大顶尖音乐厅。近日，伊斯坎达先生在Padma Legian 音乐厅开展个人专演后，《国际日报》巴厘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问：您是如何走上小提琴的职业生涯？   答：当时3岁和母亲在德国看了一场儿童古典音乐会之后得到了人生第一把小提琴，从此对此迷恋不已。11 岁时，有幸在德国Hanns Eisler音乐学院成为了 Werner Scholz 的学生，后来又从师 Joachim Hantzschk ；后来2003年转入柏林艺术大学斯特恩音乐学院。此外，出生在音乐世家的我有幸每日被音乐所熏陶：在苏加诺总统时期其祖父Udin Widjaja编作的曲目在整个印尼无人不晓，叔叔是世界著名指挥家Noorman Widjaja ，母亲为一名芭蕾舞蹈演员。 问：为什么您演奏的曲风大多悲感伤情？   答：因为首先我个人觉得此曲风一般比较“亲密“，容易与听众产生共鸣。虽然曲风相似，但每首歌始终围绕自己的主题，让听众能从弦音中从不同角度重新目视、思考和探索生活来产生共鸣。有时候我用自创的歌词与经典的曲调结合进行演奏，希望此人类之声更加有力地去传达万事万物由内至外的灵魂。 问：目前多场演出都涉及到对儿童基金项目的筹款和捐助？   答：我觉得自己是一位幸运儿，能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顶级的音乐教育，因此希望用有限的能力来帮助身边更多需要救助的儿童。目前，我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参与到一些亚太地区儿童的教育项目；还与印尼最大的媒体集团 Kompas Gramedia 合作为街头儿童提供乐器和课程资金。   问：2022年的重点工作有哪些？   答：虽然出生并在德国柏林长大，但我的根还是在印尼，希望今年能有机会与更多印尼的当地音乐家及如加麦朗等传统乐器进行合作。至今，我已经发行的六个专辑，今年打算发行我本人最喜爱的巴赫音乐家并融合一些东方禅宗的静谧之风，并打算命名为《Bach & Zen >>。   问：能否描述一下您最常态的一日生活？   答：一般清晨起来会进行一些有氧锻炼，因为经常运动对于台上演奏体力的保持非常重要，之后会进行一些社交媒体及商业邮件的回复；如果没有巡回演出，一般会进行3-4小时的练习。   伊斯坎达先生希望今后能更好地平衡他的琴声和歌唱，让世界上更多的音乐爱好者能走进融入他的音乐，并享受和陶醉其中。   本报记者 叶露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这件事之后，达当被母亲寄养在他万隆的阿姨家里。陈益洲离世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迫使他还在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辍学打工，以帮补家里的经济。   “我的姐姐至今未婚。她是我们家的一道护身符。”达当有一次这样说道。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叫他印（尼）共小崽子。这样的言语令小达当惶恐不安，时常哭泣（采访，2002 年4 月4 日）。   2002 年，在雅加达文化先锋（Bentara Budaya Jakarta）展览馆举办的、以《无法言传的恐惧》为主题的独立展览上，达当说出了这个埋藏在他心中达数十年的秘密。   他说：“在新秩序时期，我不想说出这个秘密，因为这等于自杀。我不想毁掉我自己。但是，终有一天我会说出来的。如果孩子们问我：爷爷是寿终正寝的吗？他的坟墓在哪里？我不可能一直对他们撒谎，这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不健康的……这种腐朽的精神状态一点都不健康，这个令人作呕的谎言我再也不想继续遮掩下去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能量。一种拒绝屈服并被法西斯政权击垮的能量。沉默难道不是等同于默许吗？”   “我希望，我的作品背后的事件能够成为自我治愈和社会康复的对话。此外，也能够成为研究艺术作品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采访，2002 年4 月9 日）   他在这个展览上的作品《红雨》（2000 年）是一个以大约1965 根的红色羊毛纺线为主要元素的装置艺术作品。这些纺线垂下来触碰到地板表面，就像从画廊的天花板落下来的血雨。纺线的一端连着一幅幅形似头颅的、漂浮在空中的画。在这些人类头颅的额头上，我们注意到都有一处醒目的黑色擦痕。而纺线的另一端则被揉成一个个红色线团，垂在地板上彷如数以千计的红色斑点。   达当使用红黑两种颜色来表现心理创伤和一段烙在我们记忆中的灰暗历史。他用一截明信片大小的、华人传统祭祀中使用的元宝纸，来充当头颅画作的介质，以祭奠已逝的灵魂。不过，《红雨》实际上是达当特意为父亲而创作的一种无言的祈祷。   从达当近几年的其他作品来看，他的艺术风格越来越趋向于叙事和个人背景。同时，也表明他在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暴力现象无处不在。   譬如说，他的装置作品《他们作证》（1996-1997）是一组真人大小的、怀抱受害者的各种遗物的证人雕像。毫无疑问，这些雕像都长着华人面孔，对此艺术家本人如今已公开进行了说明。关于这段隐藏长达数十年的家族历史，达当表示，对他来说，1998 年之后的时期正是重塑自我的最佳时机。   1999 年，达当携妻子尤丽娅娜·谷苏玛斯杜迪（Yuliana Kusumastuti）和古侬（Gunung）、恩本（Embun）两个孩子移居澳大利亚，在达尔文市的北领地大学（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的艺术设计学院教授装置艺术课程。在这个全新的居住环境里，他开始创作一项名为《计算受害人数》的艺术作品。达当估计，20 世纪世界各地近2 亿人在各种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这项《计算受害人数》的艺术工程至今仍在创作中，尚不知何时结束。   关于他的艺术态度或观点，达当如是写道：“让艺术家们拥有构建理性社会的意识形态吧，而不是倡导安装炸弹杀人的意识形态，或通过同样血腥的意识形态与恐怖分子决战。艺术家的意识形态不偏颇于任何一方。”（电邮采访，2002 年4月9日）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诺维·巴苏基（Novi Basuki） 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值得我们学习的许多东西中，其中就是他们不盲目模仿的态度。他们的确乐意从任何地方学习任何东西。然而，将被他们吸收的只是被视为对国家进步有用的积极因素。 此外，负面的，将被他们丢弃或剥离；然后，在尝试使用之前进行修改。正如az-Zarnūjī在其著名著作《Ta‘līm al-Muta‘allim》中所写，“Khuż mā ṣafā, wada‘ mā kadar”。意即：去粗取精。 举一个例子，与经济体制有关；中国共产党政府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却抛弃了自由主义。然后，他们创造了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如此，如果我们想给它贴上“资本主义仿品”的标签也没关系。这是因为中国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的经济体制，不只是单纯地叫社会主义，也不叫资本主义。然而，两者的积极因素同样很好地融合在其中，相互平衡。 中国政府的不盲目模仿的态度，在我看来，是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较早富裕的西方国家经常向发展中国家兜售——通常是通过武力——他们获得财富的秘诀。他们说，要像我们一样致富，必须迅速而彻底地落实“好政策”和“好制度”。 所谓的“好政策”的含义，具体体现在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中，即经济自由化。同时，被归类为“好制度”的是富裕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常见的制度，即民主。 事实上，张夏准（韩国）披露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宣扬经济自由化和民主的西方国家，实际上从来没有在他们过去还贫穷的时候这样做过。相反，他们当时所做的是就是现在他们所坚决抵制的：保护主义和“循序渐进的民主化”。 在张夏准的代表作《踢开梯子：历史视野中的发展战略》（2002 年）（后来被译为《富国陷阱》）中，张夏准追溯了英美等富国从穷到变得像今天那样富有的道路。这位剑桥大学教授从“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得富有的”这个问题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张夏准发现，富裕国家在贫穷时也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与工业、贸易和技术相关的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它们保护脆弱的国内产业（新兴产业）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攻击。具体而言，它们以出口为导向的民族产业税收较低，而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则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 不仅如此，当它们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它们的制度也还没有完全民主。例如，在美国，并非所有公民在选举最早出现时立即拥有投票权；妇女与黑人公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拥有与白人公民相同的投票权。 有鉴于此，张夏准总结道，西方国家用来实现财富的“梯子”不是民主或经济自由化（自由放任），而是以国家干预主义形式对影响许多人生活的行业的保护主义。而且，即使民主仍想被视为发挥作用的话，那也不是“即兴民主”，而是随着人民经济和教育基础的加强而实施的“渐进民主”。 因此，通过迫使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张夏准怀疑西方国家是在故意“踢开他们曾经爬过的梯子”，让其他国家不能像他们一样利用它来致富。 难怪近年来，许多中国人开始思考：如果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民主示威”获得成功，中国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先进？ 有趣的是，正如天安门示威背后的主谋之一王军涛在2014年所承认的那样，即使是参加示威的人现在也改变了主意：他们越来越以消极的态度甚至慢慢地忘记了这次学生运动，随后转而支持中国政府推行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我想起我在上《当代中国政治》课程的场景。当时，我分配到了一个关于中国政治制度与其他国家比较的报告机会。那时正好是2014年，我国正处于总统选举之中——且是使我国社会长期两极分化的选举。我自豪地对班上的研究生说：“看看印度尼西亚，我们实行民主，我们可以直接选举自己的总统，你们却不能。” 一名学生听了我的讲话后并没有感到羡慕，而是用一句话来回答我。在我看来，只有当我国和中国一样先进时，我才能忘记这名学生的答案。他说：“你们有民主有何用？你们没有我们那么繁荣！” 或许我们可以谅解这名中国学生尖锐的答案。这是因为，1980年，当邓小平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5美元左右，而我国却要高得多，即492美元。 然而，到了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了10,500美元；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为3,870美元。这意味着，过去4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3倍，而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8倍。 如果按照张夏准的论点，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快速的进步，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想屈服于西方的指令，将其政治和经济完全自由化；也是因为自信和愿意从任何一方吸取教训的同时，将这些教训与国家的哲学和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然而，我国的缓慢发展，可能是因为自 1967 年以来，就如郭建义在《罗盘日报》 (20/10/2021) 结束他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政府“系统地和一贯地继续执行非常自由的经济政策”，与作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生活哲学的“潘查希拉和1945 年宪法毫不相干”。 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我国已陷入了“富国陷阱”吗？ 本文原载于：Di’s Way日报。作者系雅加达“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Indonesia）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尼与中国关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今昔》（Kompas Book Publisher，2020）一书作者。译者：亮剑

廖省：林越 2021年8月，立陶宛在美国授意下做出批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决定，11月19日，立陶宛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运作，以“小国欺负大国”的莽撞博得“反华先锋”称号。台湾当局弹冠相庆，大肆吹嘘在立陶宛取得的“外交突破”。 但民进党高层兴奋没多久，就被多年的“邦交国”连续打脸了。《凤凰卫视》报道，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政府2021年12月9日宣布，即日起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社交网站发文，赞赏尼国政府的决定顺应大势，合乎民心。 接着，中国同尼加拉瓜政府在天津会谈。12月10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和尼加拉瓜复交。尼加拉瓜外交部当天分别以西班牙语和英语发表声明，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尼加拉瓜宣布“断交”后，台湾的涉外部门随即发出声明，表示痛心、遗憾，为了维护尊严，自即日起终止与尼加拉瓜的官方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以及援助计划，撤离相关的涉外和技术人员，台湾当局“涉外部门”的网页上，也已将尼加拉瓜的国旗撤下。 尼加拉瓜要求台湾“大使馆”人员于23日前撤离，怀恨在心的台湾在撤离前“耍一手”：将“大使馆馆舍”捐赠给反政府的马纳瓜天主教会。此举引发尼方愤怒回应，总检察长办公室声明，尼加拉瓜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当局在尼国所有动产、不动产和设备等，全归中国所有。台当局之前出售、捐赠的物资，被警方从买家及获赠者手中全数追回。台当局这招臭棋可谓是“没事找打脸”！ 台前外事官员徐勉生1月4日撰文称，尼加拉瓜政府显然是有意羞辱蔡英文当局。蔡就任时否认“九二共识”，尼加拉瓜刻意在与台“断交”时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狠狠“掌掴”蔡当局。隔天颁赠国籍给台前任“驻尼代表”，分明在戏弄民进党当局。 《亚洲周刊》第3期笔锋《台尼断交之痛　大使出走之祸》评论：“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宣布和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而台湾驻尼加拉瓜前大使吳进木竟然在隔天入籍尼加拉瓜，并退休未返回台湾述职，接受奥尔特加颁发勋章，更获颁荣誉国民，而在断交前吳竟然传回台北都是好消息，断交噩耗从未示警，让台北的国安高层完全蒙在鼓里。” 台北前“驻尼加拉瓜代表”吴进木在台尼“断交”前请辞获准，“断交”隔天就与妻子入籍尼加拉瓜且未返台，在岛内引发一片哗然。1月5日，台媒曝光吴进木在境外巨额资产，岛内网友讽刺，台当局对尼加拉瓜的“金援”是不是都进了吴进木的口袋。 起初，台媒在报道中总强调“颁赠国籍”是尼加拉瓜感谢吴进木为两地友谊所做出的贡献，还将夫妇俩去年11月退休前曾获得该国马纳瓜市政府颁发的“杰出人士”头衔重提一番。但当最近吴进木“不返回台湾”的消息疯传，绿媒和绿营才觉得这事“不简单”了。 民进党前“民代”林浊水质疑，吴进木在“断交”前夕报回来的都是好消息，而“断交”发生后非但不返台报告，还得到尼加拉瓜国藉，这事完全不符常理。他怒斥吴进木此举是“背叛台湾”，国安单位及外交部竟对吳进木的失职及出卖行为完全没有警觉，外交部还替吳进木缓颊，更是离谱；他喊话台当局即刻展开调查，并追回退休金，“太不像话了！还不认真追查？鸣鼓而攻之！‘铨叙部’（台人事部门）马上先追回退休金！” 蔡英文上台以来，连续丢掉多个“邦交国”。2016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断交，2017年轮到巴拿马，2018年是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和萨尔瓦多。2019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四天后，基里巴斯也“拜拜”。台湾目前仅剩14个“邦交国”。 尼加拉瓜去年12月宣布退出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指责该组织已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洪都拉斯新政府最近表态，如果美国没有展示更多影响力，该国会有其他选择。这表明与台湾的关系，取决于美国对该国有多大的影响力，这就是外交的“现实”。 台当局在担心洪都拉斯的“邦交”时，也该提防刚在立陶宛挂牌的“代表处”，因立陶宛开始觉察在得罪中俄后，却等不到承诺的胡萝卜，懊恼的“蠢驴”肯定会反咬一口。

1月6日，日本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这份老调重弹的声明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挑动地区国家矛盾。 在会晤上签署的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尤为引人关注。这份被两国领导人称为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协议，让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日本签订正式防务条约的国家。 根据《协定》，日澳部队在联合训练时可简化携带武器入境的程序和海关手续，这将使两国间部队派遣变得更为顺畅。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认为，这将增强两国与美国在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能力，“有助于具体化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合作形式”。 作为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同属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小圈子“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去年9月，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又结成“奥库斯”小圈子，美英同意援建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编队，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不难看出，在华盛顿“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大旗的号召下，一个充斥着武力威慑、军火交易、大国战略竞争的利益联盟，正在太平洋上不断膨胀。而它的目标，更准确地说，它的假想敌，是在这个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中国。 《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刊登文章《日本眼中的中国》，真切地展现了西方世界扭曲的中国观。他们一方面忧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影响其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又以自己过往的黑历史为考据，叫嚷强大的中国恐威胁地区安全。 正是这种杯弓蛇影的心态，让日、澳两国政要在此次会晤前大肆宣扬说，这份《互惠准入协定》将表明两国将共同努力“应对面临的共同战略安全挑战，并为一个安全稳定的印太地区作出贡献”。 可笑的是，在守护地区安全和制造紧张局势之间，“利益联盟”显然更擅长后者：美国为首的南海域外国家频繁派遣军舰、军机甚至潜艇到南海活动；“奥库斯”核潜艇计划严重挑衅《核不扩散条约》；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无一不在制造恐慌和不安。 美国在印太，特别是南海大肆兴风作浪、挑拨离间，早就引起地区国家的不安和反对。很多东盟专家表示，东南亚国家并不欢迎美国及西方大搞这种针对中国的所谓联盟，更不希望看到域外国家纷纷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太平洋之大容得下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然而，美国并不接受这种理智和善意的规劝，反而加紧大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卷入美国“大国战略竞争”漩涡的国家也愈发大胆和冒进。据日媒报道，虽经精心修饰和隐藏，日本2021年度防卫费占GDP比重仍突破1%，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根据共同社的消息，日本政府将以此次日澳《互惠准入协定》为模本，力争与其他国家缔结互惠协定。2021年10月，日本已与英国启动相关谈判。由此看来，这个《协定》真是一个响应美国霸权图谋的“里程碑”！

“在济南既能领略历史悠久的古城风韵，又能一睹繁华时尚的都市新颜。这是一座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不久前，在本报记者专访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时，他对济南不吝赞美之词。 热情、大方是周浩黎对济南人民的初次印象。周浩黎曾到访过山东多个城市，对山东人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勤奋与热情，此次来到济南更深有此感。 对于同济南合作，周浩黎首先关注的是双边贸易领域。“去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总额大幅增长，达到了4亿美元。众多来自中国的产品销往印度尼西亚，这其中不少来自济南，我相信在贸易往来方面，双方今后还有更大的潜力。”周浩黎说，“目前已经有众多济南人去印度尼西亚寻求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家具、木材等领域。希望有更多的济南客商去印尼开拓市场，在更多领域投资，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除了经贸领域，周浩黎表示双方还应该加强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教育方面，如果双方互派更多的留学生，让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精通双方语言，加强对双方文化的了解，我想这将会对双方在文化推广、交流传播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周浩黎说，“另外，我们还可以加强在旅游方面的合作。这几天我在济南，吸引我的不仅有繁华的城市街景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还有当地人民的热情好客。热情好客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济印双方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虽然因疫情影响，双方旅游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我相信未来这种状况一定会有所改善。届时，旅游业的发展也将会进一步推进我们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 周浩黎表示，济南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同样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双方还可以在现代服务领域加强合作。另外，印尼也在着力发展数字经济，双方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诸多合作机会。此外，印度尼西亚很多的农产品来自山东，未来在这一方面也希望和济南加深合作。 在其他众多领域，山东、济南的发展战略与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方向相一致，这为印济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济南的生物医药、医养健康产业均达千亿规模，除此之外，山东的工业实力雄厚，我们与济南在先进制造业等方面也有很多合作机会。” “济南的发展优势，济南人的勤劳、热情、慷慨，将会是双方未来合作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些助力，我相信和济南的一切合作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周浩黎说。(济南日报 记者：郝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