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建：《印度尼西亚尼语汉语辞典》与父亲
澳门：陈迎建 尊敬的黄金凤老师： 您好！看了迎建写的这篇回忆文章，让我们激动不已，对老师夫妇坚韧不懈编写辞典的不屈精神，倍感敬佩！回想我们在棉中求学的那段历史，您与师长们对我们的教导鞭策，让我们铭记怀中，受益良多，毕生难忘。如今看了迎建的生动纪实描述，更把您与陈明枫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真正促动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作为棉中学子，一定要以您们的治学精神为榜样，发扬“棉中精神”，把您们手中的中华火炬接过来，让中华文明在千岛大地上永发光芒！代代传扬！ 您的学生：钟积三（意如香） 许巧云 （夏之云） 敬上 (2022年7月13日于巴厘） 是六十年代的一天，父亲兴高采烈地带着一大摞的书回家，他在中间取出一本说：“这是送给你们兄弟姐妹的。”那是一本深绿色封面的书，有二寸厚，上面印着红色的《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辞典》，打开封面，屝页上写着陈枫、黄凤合编，我们惊奇地问道: “这是爸爸和妈妈写的吗？”爸爸笑着点点头。从此，这本书就一直跟着我们北上南下，历尽人生岁月。 这本辞典诞生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旧的拼音已经不再沿用，但她泛黄的内页却承载着父母亲的心血，承载着许许多多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予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也承载着与棉华中学不可分割的因缘。 五十多年前，父亲曾因工作需要而调到印尼文版的《Kerakyatan》当编辑。大量的新闻和时事的报导经常都需要翻查字典，母亲也开始在棉华中学转教印尼文，当时他们手头上使用的有两本工具书，一本是由李毓恺在1931年编的《印尼中华大辞典》和包思井编的《印度尼西亚语辞典》。 但随着印尼文在印尼独立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字典就显出有些落伍和跟不上时代，很多词句找不到。母亲在任教期间也经常因为没有一本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学习印尼文的辞典而感到烦恼，因此他们十分渴望可以有一本比较详尽、编排清楚的印尼语汉语辞典。在一年又一年失望的等待和找寻下，正好1953年印尼出版了一本《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这本印尼辞典以其丰富的词汇、合理的编排、新颖的内容，给了父亲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决定以这本辞典作为蓝本，和母亲一起联手编辑印尼语汉语辞典。 那是五十多年前，没有电脑，物资贫乏的年代。我曾经十分好奇的问过父亲，是如何将这么多的词语集中起来，按字母顺序作合理的编排。当时没有电脑，只要打错或写错一个字，可能就要重新打过或重写一遍。父亲把白纸裁成大小一样的卡片，用一张卡片一个词汇的方式，一个字、一个词的抄写翻译，查找能够准确表达每个词句的词汇，一次又一次的取舍、增加、补充、修改、逐字逐句的推敲、斟酌、核实，寻找资料和参考书，有许多词汇和习惯用语需要请教有关方面的印尼朋友，找出其最适当最贴切的解释，很多朋友都给父亲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爸爸还去参加厦门大学函授学院中文系学习。当初步的收集翻译工作完成后，父亲就靠着一部打字机，把卡片上已经编好的词汇逐字逐句地把印尼文部分打上去，而中文部分就只能用手一字一句的抄上去。 编词典的工作确实很适合父亲，除了专业的知识外，需要的是认真、谨慎、细心、耐性、努力和坚持。父亲经常跟我们说那个推敲的故事，是“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结果只要一说到“推敲”，我们就会异口同声的念出这首诗。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父亲为了一个词一句话，双眉紧绷、手指在空中比划、口中念念有词，酷似贾岛诗中那位不知推门好还是敲门好的月下僧人。 一箱箱的卡片就是这样从无到有地建构起来，父亲和母亲的余暇就在这一箱箱的卡片纸中度过，我们的童年岁月也伴随着父亲的滴滴答答的打字声流过，看着父亲在键盘上行云流水般的打字，我们经常会忍不住那种想要尝试自己能力的好奇心，往往趁他离开打字机时偷偷地往键盘上敲打，结果是给在涂改液改错带发明之前工作的父亲增添好一阵子的忙乱。 现在每当我双手敲打着电脑键盘，轻松自如地输入资料和修改文章的时候，就会想起当时的父亲．想起他怎么可能在那样原始的条件下，只用他那比别人多一点的坚持和执着，在他担负报社工作和许多社会工作的同时，只是用工余的时间就可以下这么大的决心和勇气来开始这样繁重的工作；也经常会想起，那些在当时用愚公移山精神，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帮忙抄写辞典中文部分的棉华中学十八组的学长们。 父亲在棉兰华侨中学任教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个学期，但他曾经任教的十八组的学生们却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协助。知道父亲正在编写辞典，知道父亲需要帮忙，他们只是想可以为这本辞典贡献力量，有的哥哥带着弟弟，有的同学带着朋友，校内的带着校外的，一个带一个的在放学后，在假期时，主动地来到我们家，来到父亲的工作身边，在家里吃饭的桌子上摆开了抄写的工作。 对这些支持和协助，就是在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经常牵动着眼眶中春雾的涌现，仍然紧紧地拉着心中那根连着泪腺的神经。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相信父亲不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只用四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 父亲总是经常提到“那些同学们”，提起他们，让我印象很深。我经常询问父母亲，他们是谁？有他们的名字吗？能找到他们吗？一次听母亲说在香港校友会聚会时，曾遇到了一位当时曾参与帮忙抄写的同学，但因为当时人太多，母亲没有顾得上来得及让他留下联络方式和名字，这事让我们大家觉得懊悔不已。 所以，当2006年4月在棉兰举行的校庆六十周年大会上见到当时曾经也有参与抄写工作的林得胜老师时，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从得胜老师那里我知道了他们当中有刘汉辉、林天赐，相信还有其他的学长们，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所有曾经给予这部辞典极大帮助和支持的学长们（虽然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了），向他们道声谢谢。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无私协助。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浩大的工程肯定不可能用短短四年的时间完成。 这本辞典完成后，要找到出版社出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开始接洽了香港的一家书局，但因为他们对印尼语汉语辞典这类工具书的市场没有信心而胶着。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刘庆有领事知道后主动在回国时把文稿带到了北京，交给了商务印书馆。1959年当父亲被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和北京商务印书馆签下了出版合约，为了解当时父亲还居住在印尼的情况，解决联系上的困难，商务印书馆委托北京大学来完成最后的校对和审稿工作。 1963年，这本辞典终于在许许多多人们的关切和支持帮助下出版了。开始商务印书馆担心销路问题，第一版深绿色封面的，只印了7700本，但很快就销售一空。接下来又很快就印了第二版，那是米黄色封面的。1971年香港的商务印书馆也曾再出版，那是深红色的封面。 这本辞典对父母亲来说，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知道孩子有很多的缺点，有许多的不足，并希望可以不断地将他完善。从他诞生的那天前，父母亲就不断在努力进行修订和补充，当发现有新的或遗漏辞的辞句时，往往像发现新大陆如获至宝似的欣喜若狂兴奋不已，并立刻把它写进卡片中。为了提高专业水准，当印尼共和大学在棉兰的分校开办时，他和母亲就开始每晚在工余之后在那里从印尼语的起源，梵文、爪哇古文、阿拉伯文开始，对印尼语更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印度尼西亚语文系以提高专业水准。 不幸的是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65年的政变排华事件进而中印邦交中断，从离开印尼回国又碰上文化大革命。虽然父亲把一大堆的修订和补充资料包括卡片和已经抄写好的文稿带回国，但也只能和那部在当时会被误为特务发报机的打字机一起收在箱底达十年之久，直到1977年去北京大学参加《新印度尼西亚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时才得以重见天日。 看着父亲留下来的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词典和一盒盒还躺在里面的写着文字的卡片，我看到的是父亲未圆的梦。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一场很大的玩笑，即把他引入印尼文的世界，却又在他把所有的精力投进去时，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和中印外交中断的交响乱曲，把他完完全全地隔绝在印尼文的世界之外，成为橡胶厂里搬着沉重布团在长型车间来回走动的平布工人。 虽然父亲总说很多人比他的际遇更差，他不算什么，但从他经常凝重，经常喃喃自语地说人生有多少十年，经常像从隔世尘梦中苏醒的神情可以感觉到他心中那压抑着的苦涩、无奈、焦急和郁闷。 到澳门后，为了生活，他也只好放下他心爱的辞典。不过当在印尼的亲朋好友问他需要什么时，他要的总是印尼的旧杂志（要旧杂志也只因为他不想亲友们为他的要求破费），他仍然习惯在阅读这些杂志并在发现新的词汇时顺手就写起来放在卡片上，他仍然习惯的遇到不懂或意思含糊的词句时，翻遍家里所有的中英印各式各样的词典去寻求准确的答案。 但他慵懒的女儿在遇到不懂或不肯定的词句时，最经常的习惯是找他要答案，虽然他总是在给答案时苦口婆心地要我去翻查字典，说“字典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认真的翻查字典，才能真正掌握一个词句所有的意思”。但我总是把他“去查字典”这句他通过多年学习多年累积得到的宝贵心得当成笑话去调侃他。我总觉得他会永远在我身边，只要我有问题有困难，他就会帮我解决。而直到我失去他这本“活字典”时才发现他这番话的深层意思。 人生历程中的无法逃避的各种各样的大环境小问题，使他无法让他那孩子般的印汉辞典越来越完美，也让他离开爱恨交织的第二故乡越来越远，而我这个在学问上不求甚解的女儿，根本没有专业能力去帮他圆梦，这些恐怕是他离去时所无法释怀的遗憾和悲哀，也是至今仍留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酸痛。 （原文发表于2006年棉华中学纪念特刊《情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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