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俊民：先贤作榜样，吾辈当自觉 ——缅怀印尼先贤许东亮兼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最近我收到雅加达一位相熟女士Ahun寄来的一张照片，在一尊半身铜像前摆满鲜花，拍照地点是中国位于泉州的华侨大学春华园。Ahun附言称：家父离开我们13年，我们依然深深地爱着他…… Ahun的父亲是印尼知名华贤、华侨大学创办人之一许东亮。一个多月前的5月28日是许东亮祭日。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不禁发出许多感慨。正是心如芒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又要拍案而起…… 1 作为一代侨领，许东亮旅居海外期间，不知曾经帮助与提携过多少晚辈。而我是其中一个。当年许东亮是香港华丰国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上世纪70年代，曾给我这个小同乡提供一笔创业资金，条件是只可向印尼进口中国大陆的货物。我以进口中国瓷器为主，在华丰国货的帮助下，逐步发展成全印尼最大的瓷器供货商。我通过生意往来，对许东亮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深感他为人低调，一腔爱国情怀，拳拳赤子之心。他在带给我财富同时，教会我如何做人。 我和许东亮祖籍都是福建，我是莆田，许东亮是金门。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日军轰炸金门，福建人纷纷背井离乡，逃难到海外谋生。许东亮就是在1938年离开家乡下南洋，当时24岁，直到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才回到中国。许东亮原名许乃昌，因为遭到军人政权通缉，遂改名为“许东亮”。据我理解，这个名字的寓意或为“东方亮了”，寄托了他对祖国的向往。 许东亮生于1914年，卒于2008年。曾是国家、福建、广东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工商联委员。许东亮下南洋事业有成，便一直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当地侨社和侨教工作。今查资料获知，许东亮在新加坡期间，积极参与由陈嘉庚号召发起的活动，为支持祖国抗战捐款捐物。 1939年，许东亮携妻儿从新加坡辗转来到印尼苏门答腊岛，在巴东东郊的巴雅贡务避难，开设作坊自制豆腐和酱油。据资料显示，当时有不少国内抗日文化志士流亡至南洋，把他的小作坊成为避难所。这其中就有高云览、杨骚、汪金丁、郁达夫、王任叔（首任中国驻印尼大使）、胡愈之（首任中国出版总署署长）、沈兹九夫妇等。郁达夫就是在此避难期间被日军杀害。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印尼侨胞和社团成立“支持祖国委员会”，许东亮担任委员会的财务主任，负责中国代表团后勤保障。由于担心国民党特务下毒，对于购买的食物许东亮都会亲自尝试。会议期间，中印两国就双重国籍问题展开谈判，许东亮为双方的谈判代表穿针引线，使谈判得以顺利完成。 华侨大学是1960年在时任中侨委主任廖承志提议下获国务院批准创办，在中国侨界流传着廖承志向许东亮“临终托付”的故事。80年代初，廖承志告知许东亮，复办华侨大学，当务之急就是筹集资金，并说：“许先生，一切拜托了！”一句嘱托，千钧承诺，许东亮义无反顾地为华侨大学付出了后半生的心血，他是华大第一至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许东亮在春华园的铜像，面向秋中湖的廖承志铜像。两公遥相呼应，共同守望着华侨大学。 2 以先贤许东亮的事迹，对照一下我们今天的华社和所谓“侨领”，几乎不是一个概念了。 就以我父亲下南洋为例，可以知道当时的华社在做什么。年仅12岁的父亲从莆田下南洋，下船的地方叫Makassar，举目无亲。由于没有身份和手续，被当地移民局扣留。移民官员根据他们自报的原籍地名，找来当地莆田同乡会负责人。莆田籍侨领听他们操着一口乡音，就对移民官员说：这些人我们担保！就被带到莆田人收容所，再安排工作与生活。 先贤林绍良等一批福清侨领，也担当着同样的角色。对于来自原籍的同胞提供帮助，有些是一次性帮助，有些是每个月帮助，提供给他们做生意的本钱。他们时刻不忘保护同族人。华人生活有困难，与人发生纠纷或打官司，被人欺负，也都会寻求华社的帮助。尤其是在华人有难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时的侨领也不怕政府压力，甚至不考虑个人安危。印尼因排华而引发回国浪潮，华社与侨领都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包括联络安排船只展开撤侨行动。印尼早期曾有两次大规模回国浪潮。1959年，印尼颁布“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造成一大批华人失去生计而选择归国。另一次是1965年“9.30事件”，印尼共产党和一批华人被屠杀，从而引发回国浪潮。 1965年，已经14岁的我，深受周围大哥哥大姐姐爱国热情的影响，也开始向往自己的祖国。我看到大家互送照片，都会在照片背面写上“祖国见”。当他们在码头登船，终于踏上回国的旅程，激动得流下热泪。我也向爸爸提出回国的想法，结果被爸爸一顿呵斥，说我是小孩子不懂事。那个年代同胞对祖国都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侨领也是一心为公，不计私利，自然备受人们敬重。 我们有许东亮、林绍良这样的先贤作榜样，在现代也有我们华社贤达作楷模，如郭再源、李振健等。 郭再源在印尼的大爱义举有目共睹，尤其是对印尼友族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为地方政府建设安居房，在部队义务盖军营，捐资赈灾，扶贫纾困。郭再源用于公益的资金投入都是大数目。尤其是红溪河的改造，郭再源更是花了很大心血。红溪河是雅加达著名的贫民窟，为此郭再源筹划了一个大型的慈善项目，数千户红溪河居民受益，陆续搬入干净整洁的公寓。公寓小区还建有配套设施，包括医院、娱乐中心、中学和小学及运动场。郭再源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理念始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席李振健，同样值得称道，长期以来，李振健融入印尼的主流社会，关注贫困人士的生老病死，开办廉价的医疗门诊，义诊义医，在促进华族与友族友好相处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3 作为有着双重身份的我们——来自中国，印尼公民，在这些先贤与楷模面前，不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如今我们华族已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选择加入印尼籍，印尼是我们的祖国，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我们要用行动让少数政客不再有排华的理由。若是只知索取，不图回报，哪个国家也不会欢迎。我们有责任做一个见证，证明我们在印尼建设中的角色与贡献。 作为华族，促进印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义不容辞，善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印尼是华裔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努力加强两国经贸与文化交流，这是我们可以担当的角色。在庆祝印中建交60周年和中印尼友好年，邀请中国总政歌舞团来印尼演出，有百多位人员，我承当了全部费用，先后在雅加达、泗水、巨港义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是投资印尼最多的国家，包括中国离岸公司的投资，保护好中国在印尼的投资，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我们不只是维护祖籍国，更是维护印尼的利益，因为中国投资给印尼带来很大益处，发展印尼经济与科技、提高国家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创造就业机会等。利用我们在印尼的人脉关系和熟悉印尼的法律法规，替中国公司解决与当地政府、相关机构及合伙人的摩擦与纠纷。 印尼始终都有少数政客散布中国客工剥夺印尼就业机会的流言，给中国投资制造阻碍和麻烦。我们自然需要化解友族的误解，消除他们的疑虑。中国投资涉及很多技术层面，不仅仅只有需要工程师，也需要掌握相关技能的普通工人，技术转移与技能传帮带，都要有一个过程。 中国的投资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制造业、农业、海运业、基础设施和旅游业，以及数字技术、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雅万高铁是中国提供贷款的一个项目，建成后可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印尼镍矿冶炼几乎全是中国投资，可增加矿物的附加值。相反，西方国家在印尼的投资却有限。印尼要发展就离不开外国投资，吸引外国投资是印尼一项基本国策。因此可以说，保护中国投资对印尼来说就是一种爱国行动。 对此，我还以自己举例。马来西亚驻印尼使馆曾给我颁发一个奖状，表彰我为马来西亚在印尼投资排忧解难。早几年我受马来西亚大使所托，帮助马来西亚企业解决与印尼当地政府或合伙人之间产生的纠纷。我不负所托，多次帮助马来西亚方面化解矛盾。马来西亚国王阿卜杜拉也赐封我“拿督斯里”的称号。因此中国投资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华裔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常常提到“讲好中国故事”，在印尼就是指这方面，我们首要讲好中国在印尼的好故事，讲好中国在印尼投资的故事，讲好让印尼受益的“一带一路”故事。中国是来帮助印尼发展经济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控制印尼，中国把印尼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大国，印尼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4 遗憾的是，我们一些所谓“侨领”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印尼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许做过一点事情，也受到周边人的追捧，就到处自称是“侨领”，喜欢别人称自己为“主席”，出席宴会要坐首席，因为代表一方势力，喜欢拍照，喜欢登报。在印尼这个还有赤贫人口的国家，吃吃喝喝，大摆宴席，本身就给友族造成不良的印象。 华社有一个怪现状，组织机构内总主席、名誉主席、永远名誉主席、顾问等一大堆，名目繁多，看得人眼花缭乱，普通会员少，做事人不多，可谓将多兵少，毫无战斗力。印尼华裔总会也是如此，普通会员不超过1000名。欣闻黄德新先生将从华裔总会总主席的位置退下来，这是明智之举，毕竟年事已高，应把机会留给下一代，自己做好传承工作。 郭再源也有和部长、省长、将军拍照留念，那是因为他出资建公益房、建军营，拍照片为华族做一个见证。而不是为了出风头，附庸风雅，浪得虚名，与一些所谓“侨领”的想法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拍照片只是为了炫耀认识哪些将军、哪些部长，那真是可耻可悲。 作为华社组织，作为侨领，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对于养育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要懂得回馈感恩。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不是暂住在这里，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印尼公民，我们对这个国家有权利与义务。我们要用行动做一个好的见证，让排华事件不再发生。 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代，尤其是佐科维主政以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我们华族与印尼友族同享太平，相安无事，这也是印尼政府、社会与华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逐渐偏离航向，否则危难或将再一次来临，网络上不乏仇中排华的极端言论。“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语），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居安思危”的传统。 5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最后还想说的是，相信全球华人在心灵深处，不仅期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同时期望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一个中国原则是印尼的国策，更是我们印尼华裔的期待和坚守，绝不能让西方国家有机会分裂中国。我们坚持的是“一中一表”，一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峡两岸同属于中国。 我不会忘记父亲的人生经历，父亲在12岁时，是被他的祖父卖到印尼当苦力，好帮他偿还抽鸦片欠下的债务。所以我对历史上西方国家坑害中国痛恨之极，对西方国家侵略、殖民、霸权主义痛恨之极，因为我们都曾经深受其害。如今在文明与进步的时代，不能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尊严和主权。 虽然我是印尼公民，但我来源于中国。血浓于水，血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所受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阿拉斯加中美对话时的霸气表态，让我们海外华裔都深感振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说，中国不是苏联，不会被消失。 再看许东亮在华大铜像的照片，让我力量倍增。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做一个像许东亮先贤这样的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所贡献，子孙才会引以为荣，也将为世人所铭记。嗟乎！大丈夫若能如此，夫复何求，此生足矣！ （本文作者系印尼宪法总统国策顾问、印尼国信集团创办人。）
翁俊民：先贤作榜样，吾辈当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