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索默斯·海杜丝 （MARY SOMERS HEIDHUES） 中国科技在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反之亦然。不过，我们很难详细说明这种交流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探究其发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找到真实的信息来源，从纷繁复杂的传说中甄选出真相来，可能需要侦探般的思维和敏捷度。再说，即便某些来自中国的技术可以传播到印尼，但很大一部分仍局限在华人居住的地区，成为华人安身立命的技能。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创新为当地居民所吸收和接纳，如今成为印尼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列举几个华人在印尼基础科学与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并简单探讨一下其影响、融入当地文化实践的时间及局限于传播群体的程度。如果没有能够融入当地的习俗，那么原因何在。如今，在知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印尼华族将全球性科技引入印尼也同样功不可没。 烹饪术语 这一部分探讨印尼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食物和物品，简单的追溯方法就是在印尼语当中找出华语借词（Leo,1975; Kong Yuan Zhi, 2009:301-316 ; Lombard, 1990），特别是源自福建话或闽南语的词汇。倘若印尼语中有许多常用的词汇被公认为华语词汇，那么这些词汇极有可能都来源于中国，并在努山达拉群岛（Nusantara）上经过借用和适应的过程，从而形成如今的面貌。 孔远志（Kong, 2009）将印尼语中发现的454个华语借词分成十一类。其中，食物或食品类的词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频繁，也最为常见。此外，诸如中国宗教和风俗习惯的词汇（如Toapekong大伯公，capgomeh十五夜即元宵节）、对朋友和亲属的称谓或者各种游戏名称（尤其是赌博）（Kong, 2009：308-309）都广泛应用于华人社交圈，其意义也为当地社会所认可（详见本书第二部分《印度尼西亚语中的汉语借词》）。 上述大部分华语借词都与黄豆及其加工工具有关，或可以称之为“食品技术”。tahu（豆腐），是由黄豆发酵而成的。或许，这是最古老的、迄今仍为人们所知的外来借词。人们在10世纪初的爪哇古碑文中发现了tahu（豆腐）一词，但直至19世纪初，这个词才流行起来（Jones, 2009：161；Lombard, 1990:225）。后来，出现了一些派生词，如tauge（豆芽）（多指绿豆或黄豆制作出来的）和kecap（酱油）（Jones, 2009），均由黄豆加工而成。当地人还将这种技术发扬光大，以整粒黄豆为原料制作出了豆酵饼［1］（tempe），显然为世界食品多样化作出了真正的贡献。 另一类是带有面条之意的词汇如mie（面条）、bakmi（面条），bihun（米粉线）和kuetiau（粿条）等等，都是印尼语中食品类词汇。这类食品是以米粉或面粉为原料，被揉成面团后加工成不同形状。这也是一种食品加工技术。如果将面团加工成不同形状，放在锅上蒸或烤，就可以制成kue（糕点）。Kue是华人用来称呼糕点的词汇。此外，从速食面的风靡程度，我们还感受到印尼人民对Mi（面条）的无限热爱之情。这些都是由中国传入努山达拉群岛。 华语借词ciu（酒）通常是用来称呼米酒（Arak，rice wine），而另一含有“酒（Tuak，Wine）”之意的非华语词汇anggur则指的是葡萄酒。当ciu（酒）变酸（且不含酒精）后，就变成了cuka（醋）。Cuka（醋）是另一来源于中国的词汇。17世纪，巴达维亚（Batavia）城郊是华人糖厂和农民聚居之地，在这里出现了几家华人经营的酿酒厂。自元朝（公元13-14世纪）起，中国就发明了蒸馏提取技术。这些工厂以米、糖和椰子为原料，发酵酿制成酒。这些酒除了自用之外，更主要是用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定期将上述大多数酒出口到荷兰（Lombard, 1990：223）。 酒是一个例外。华人将酿酒技术引进印尼，但当地人并没有选择去学习这门技艺，因为穆斯林禁忌饮用酒精类饮品。至少，当地人酿酒并不普遍。另一方面，茶是华人引进印尼的另一种饮品，同样经过发酵制作而成，并且不含酒精。正如罗德里奇·巴塔克（Roderich Ptak）所言，茶在印尼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些地区的人民马上种起了茶树。到了20世纪，特别是受到瓶装苏打水的启发，印尼人民还充满创意地生产出一款用华语命名的特色饮品 teh botol（瓶装茶）。 这些源源不断被制作出来的大多数食品，都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当地食品中，各类豆制品是当地人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也是烹饪印尼美食不可或缺的材料。更为甚者，当地的烹饪方法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也包括如今摆放在印尼老百姓厨房里的各类烹饪工具。如，铁锅来自中国，而印尼马来语中的pisau（刀）一词也似乎来源于远古时期的华语词汇“匕首（bishou）”，两者所指为同一物。虽然印尼有些地区生产炼铁所需的矿石，但爪哇岛上并没有铁矿。况且，有铁矿的地方，就意味着需要一定的人力去开采和加工。中国有许多能工巧匠，冶炼和锻造铁器的技术出神入化。因此，中国制造的主要用于出口的铁器极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口到爪哇，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的10世纪左右（Lombard, 1990:228-229）。 其他领域 厨房之外，还有许多外来词汇指向来自中国的“技术转移”。“cat（油漆）”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的词汇，还有与印尼华人移民活动息息相关的，方便做生意的toko（商店）、suipoa / sempoa（算盘）。在西加里曼丹岛各地，还有许多人将dacing（大秤）与华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大秤在15世纪的马六甲（Malaka）和100年之后的亚齐（Aceh）早已广泛使用（Jones, 2009:11; Lombard, 1990:256, 399-400）。买卖中的其他重要元素，如picis（角，一种铜币或锡币）或seng（分，一种中间带方孔的硬币）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制造。此外，人们还使用华语kowri（玳瑁）来称呼另一种更为古老的“玳瑁币”。从14世纪起，爪哇地区就出现了中国的picis（角）。如今，这些中国picis（角）虽然已经失去了支付功能，但依然大有用处，尤其是在峇厘岛（Jones, 2009:149）（详见本书第三部分《峇厘印度教祭神仪式中的铜钱》）。 另一关于技术适应的例子，就是将马车改装为印尼别具特色的交通工具becak（三轮车，马车或牛、马拉的大车）。此外，扁担及其两头的箩筐也有可能是来自中国。这两个工具让搬运变得十分便捷。虽不能说完全不费气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省了力气。当地人马上仿而效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手推车（Wheelbarrow）上。不过，手推车的使用仅限于邦加岛。在这座岛屿上，华人通过生产使这座岛屿闻名的文岛白胡椒来增加黑胡椒的种植，而黑胡椒在这座岛上早已广为人知。 郑和：一个特殊的例子 陈达生（Tan Ta Sen）（2009）在对郑和（或称三宝/三保 Sam Po）的生活背景及其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中指出，这期间也发生了科技转移现象。从1405年至1435年，郑和奉中国（明朝）政府之命，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对东南亚地区进行考察。在此期间，可能会有许多舰队成员在印尼，尤其是爪哇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物品和技术，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